夜莺小小的尸身落在尘土里，红玫瑰跌落马路上。红玫瑰被马车碾过，夜莺的心直到缄默都插着尖刺。花落人亡两不知。
学生说夜莺不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其实这一只堪称多情种的夜莺啊，不仅是可以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别人牺牲自己，甚至是可以为了一缕梦、一片朦胧的情绪而慷慨死去的。而它也的确这么做了。
然而玫瑰染尘。那学生不是痴情种，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爱情。这场戏直至落幕也只有夜莺一个入了戏。月色下那只血气迷蒙的歌确乎凄美，但除开这份凄美来看呢？情绪，大多时候不是个好东西，它既然可以让夜莺热烈、积极的赴死，便更可以蒙住真相。倘以斯宾诺莎所谓“但求了解认识而已”的态度来看这件事呢？
这便成了一场胡乱煽情的闹剧了。
夜莺只是恰巧遇见了学生，学生又恰巧说了些似是而非却足以激发它想象的话。这两个“恰巧”是谁都可以完成的。由此可知，学生这个人不重要，甚至学生和教授的女儿之间有没有完美的爱情也只是细枝末节，症结在于夜莺心中对为爱牺牲的热烈向往。此时夜莺眼中的世界已不再是世界的本貌（其实我们谁眼中的世界都不能说是世界的本貌，但因此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世界的本貌了），而几乎纯然是它想象中的世界了。而它就在它自己的世界里为了它想象出来的崇高而崇高地赴死了。
这种崇高究竟是慷慨凛然还是发癔症？
说夜莺，因受着那份凄美总也不能“净拭冷眼”，那么说王安石吧。
使大宋强盛之于他正如为爱牺牲之于夜莺，他的改革即是他用心血浇出来的红玫瑰。林语堂评价他说，他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这是他的美德，也正是他的悲剧——事与愿违——的明证。由王安石自己的世界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心怀天下并且有能力有魄力的英雄：历经漫长而辛苦的思索，终于为国家人民寻到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放眼朝堂，皆乃目光短浅墨守成规之辈，动辄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动”（这不是戊戌六君子这等志士的义愤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隐鳞戢羽、连连拒绝朝廷征召（这不是勾践的卧薪尝胆吗？）。后来他得势时也只是一心推行新政，身为百官之首却仍是“衣囚虏之衣，食犬彘之食”（这不是海瑞的两袖清风吗？这不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吗？）。执政时，便是亲戚故旧，苟有意欲阻碍新政实行，他也毫不留情将其驱出京师（这不是包青天的铁面无私吗？）。至于所谓“欲钳天下人之口”，正是“大行不顾细谨”，他要在天亮前造成那朵红玫瑰，就必定顾不了这许多，必得把尖刺往心里一推再推。但刿目鉥心乃成的玫瑰，在他尚未身殒时就已被碾碎了。何其悲哉又何其壮哉！
所谓事与愿违就在于现实是，他心念黎民百姓却一手推他们入了地狱，他的铁面无私其实是六亲不认，他的坚定不移其实是“不通物情”的刚愎自用，他的治国救民之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苛政……他晚年失势后念及此，忽觉自己前半生皆乃一场闹剧，当做如何消受？
王安石也是一只夜莺，一只更长寿所以更倒霉的夜莺——他看见了自己的玫瑰的凄惨结局。所以他不能在热烈而积极的崇高感中死去（大部分人追寻一生的最终不就是这个吗？保尔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文天祥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只能茫然、惶惶，等着死亡的到来。
人生天地间，各人的处境不是相同的吗？如何区分自己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还是说事与愿违无可避免，人人都得演几回独角戏？设若真有一种智慧可以洞明世事，那么同史铁生所问：“谁都能获得这种悟性吗？”我们人人都有一些“我以为”，如何知道那是不是“自以为”（从众吗，可别忘了刚过去的那段岁月里，所有年轻人们都热烈而积极地以为自己是有造反精神的革命小将结果全是自以为；当年下乡的知青们都以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摩拳擦掌要解救天下那三分之二的苦命人，结果也全都是自以为）？
坚持和固执在结局出来前如何判定？什么又叫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倘临死关头我心念一转自己觉得值了，自欺欺人地营造出一份崇高感，侥幸把自己骗过去了，于是热烈而积极的赴死这又算什么？于别人自然仍是轻于鸿毛，但于我自己不就重于泰山了吗？那么无意自欺欺人，只是不知道自己错了，如夜莺如王安石一样呢？毕竟我眼看到的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可以看我自己的死如殉道的贞德，而事情真相如何我都快死了自然我认为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了，至于身后的纷纷扰扰或者所谓盖棺论定，那困扰的从来不是死者。既然死得值得这个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样简单就可以达到，我们在人生逆旅间的艰难跋涉又有什么意义？
夜莺死了。王安石也死了。这些事谁来想个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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