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84天《 正世 第四十七》

《管子》学习第184天《 正世 第四十七》

原文阅读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得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字词注释

[1]罢：同“疲”。

[2]堕：读为“惰”。倪：傲慢。

[3]廉：察。

[4]繁匿：据章炳麟说，意为变更。

[5]悫（què）：诚实。

[6]盗贼不胜：犹言不胜盗贼。

[7]得齐：适中。这里指政策缓急适中。

[8]葆：保，依托。

[9]位齐：制定政策适如其分。

[10]留：滞留，拘泥。

译文参考

      古代想要匡扶乱世、调和天下的人，必定会先审察国政，清查国务，考察民俗，探究治乱产生的根源，明确得失之所在，然后才开始工作。因此法度得以建立，政令能够施行。民众不和谐，国家不安定，过失如果不在君主，就在下面。假使君主倒行逆施而不循正道，不依法理诛杀百姓，加重征收赋税，搜刮民财，劳役使令急迫，导致民力疲困。这样一来，民财枯竭就难免互相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惰轻慢。民众已经到了互相侵夺、怠惰轻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戒，那样只会刑法越重而祸乱越起。民众陷于劳苦穷困，就会怠慢禁令轻视犯罪，像这种情况，就是过错在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却不改正，民众就无法生存下去。假如君主本来就轻刑简政，宽待百姓，减轻赋税，缓于使令，而民众却放纵行私，不听从节制，偷奸耍诈，暴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面了。过在下面而君主不能明察纠正，那么强暴之人就无法控制，邪乱也不会停息。强暴之人得不到控制，邪乱不停息，那么统治民众的君主之权势就会受到伤害，其威望也会一天天衰减。

      因此作为君主，最宝贵的莫过于胜。所谓胜，就是法度确立，政令通行，这就叫做“胜”。法度确立，政令通行，因而群臣守法尽职，百官办事也就有规则秩序。法度不轻易变更，民众就会敦厚朴实，安心农事而俭朴勤劳。所以行赏一定要足以激励人，立威一定要足以制服人，这样下面才会服从统治。古代的所谓明君，并非只有一人。他们设定赏赐的时候，有薄有厚，确立禁令的时候，也有轻有重，事迹行为都不尽相同，并非他们故意相反，而是他们都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顺着民众的习俗而行动。如果民性躁动，行为险僻，那么行赏不可以不厚，立禁不可以不重。因此圣人设置重赏，并非奢侈；立下重禁，也并非残暴。赏赐太微薄则人们都不以为利，禁令太轻微则奸邪的人无所畏惧。设置人们不以为利的奖赏，却想要使唤人，人们自然不会尽力；立下人们并不畏惧的刑罚，却想禁止人作恶，奸邪之人自然不会停止作恶。因此公布了法令，民众也不会听从。所以，行赏不足以激励人，士民就不会为君主所用；刑罚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会轻易地违犯禁令。民众总是畏惧威杀然后才服从，得到实利然后才听用，被统治然后才归于正道，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

      盗贼得不到镇压，邪乱就不会停止。强者欺负弱者，多数压迫少数，这是社会所忧虑、民众所担心的事情。这种忧患得不到消除，民众就不能安居。民众不能安居，那么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对国家而言，没有比安定更大的利益，没有比动乱更大的祸害。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扬名，显耀于后世，就是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事迹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民众贪婪而行为险躁，而刑罚又太轻，罪过不被举报，就会助长淫乱而鼓励邪僻。这样做貌似有爱人之心，实际上却正好伤害了民众。这两方面是不能不了解的。盗贼不被镇压，良民就不安，法度禁令不能确立，奸邪就众多。所以做事没有比解决当前急务更紧急的，治国没有比轻重缓急安排适度更宝贵的。管制过于紧急，民众就会觉得紧迫，民众紧迫，就会出现困窘，民众困窘，生活就失去保障；管制过于宽缓，民众就会放纵，放纵则会产生淫僻，淫僻则会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为用。因此国家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管理力度没有适中。如果管理力度不适中，管理就难以进行。所以统治天下如何做到政策适中，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熟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是期待对人民有利罢了。所以他设定的政策恰如其分，不盲从古人，也不拘泥于今人，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习俗的更移而更移。因此治理民众的原则，没有比令人服从更重要的。令人服从，君道才能确立；君道确立，然后下面才会跟从；下面跟从，教化才能进行而又取得成效。如果民众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服从，就不能用礼义来教化他们。这些统治者都不可不体察。

核心内容解读

        正世，匡正世道，补救世风，即治世之意。本篇提出要建立适当的法制来治乱正世。文章首先阐释了君主当如何观于民风而调整政策，指出必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才能立法行政。

      《管子》认为法不是天外的来客，而是人为的产物。生法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君主，“夫生法者，君也”。但是君主制定法又不能随心所欲，而应遵循和反映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必然性。为了了解和把握住事物的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从调查入手，掌握实际情况。要建立适当的法制必须首先要考察世乱的社会原因。本文开篇就说：“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这里所谓的“观”“料”“察”“本”“知”均指调查研究。只有准确地掌握了情况才能立法，才能治国。这里也表现了“管法”立法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前文学过，《管子》认为立法要顺天道。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互相制约的统一整体中，各有各的作用。当政者必须顺从天道才能取得成就，违反天道必遭失败。倡导立法要依从自然规律，把顺从四时纳入立法的内容，使人们必须遵从。

      本文中特别强调了立法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随时”“从化”。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法令也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文中认为，圣君不应把历史传统当作包袱背起来，历史传统有碍于治者，均属改革之列。最可贵者，文章明确提出了圣君之治“不慕古，不留今”的通变思想。法在“从化”中并不是被动的，既要随俗化，又要起化俗的作用，这也就是《七法》中所说的“变俗易教”。

        而且在变法时要把握住形势，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正世》还说：“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本篇强调了法令的建立以达到除害利民为目的，在不同情况下，君主都必须有统治威权，从而根据时俗变化制定政策。所以说“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除害不能手软， “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 “不可不察”。文中要求 一定要分清世乱的根源在君主的倒行逆施，还是在下面的百姓作奸犯科。可见，“化变”的中心意义，在于针对治乱之由，制定政策法令，变俗易教，以巩固君权。这种“化变”思想，就其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本篇以治下为论述重点，提出了要加强君主的权势，保证“法立令行”，使国家迅速走上正轨。要求君主“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当齐”，一定要根据社会实际做最急需的事，行最适当的政策，以利民为准则。治乱正世以君主为中心，所以本篇以加强君道作结尾。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熟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是期待对人民有利罢了。“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理想的状态就是通过法令实施教化而使得君主施政有效，社会稳定、百姓服从。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古老的华夏占星术

        与西方人尊崇占星术一样，中国人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占星系统。华夏先民为求农事顺遂，于是日夜观测星象，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方星象学。这套星象学与西方占星术一样，可以查究吉凶、辅国理政，正所谓“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就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代时，凡君王出征、祭祀先祖，都需要夜观星象，以占卜吉凶。春秋战国时期，占星术被用来预测君王及国家祸福。凡王朝更替、新君登基，都需要观星象以取吉日。这一时期，不仅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星象学也颇为兴盛，诸如宋国的子韦、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睐，都是享誉一时的星象家。秦汉时期，占星之术与谶纬之学紧密相连，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宇宙与人世间的关系，以及星宫体系的渊源和流变进行了周详的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记录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并将张衡所撰写的《灵宪》等天文学著作收录其中。在董仲舒等人宣扬的“天人感应”时代，小小的星宿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上至国家攻伐，下至官员任免，似乎都可以从星宿的变化和运势中得到印证。

      在古人看来，星宫的位移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术成为帝王手中权谋的一把利刃。汉宣帝刘询为了铲除以霍光为首的外戚势力，便以星宫变化为名，将“贼”的名目强扣于霍氏家族，剿灭了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以此巩固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百姓命运多舛，人们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假托于星空之中。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山之初就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必不久于人世，荆州日后必归于将军。”梁武帝在《游仙诗》中亦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晋书·陈训传》中记载星象家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陈训也平步青云，官至谏议大夫，成为一代硕儒。

      那么，古人是如何夜观星象的呢？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族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他看来，上古时期夜观星象并非少数人的特权。三代时，凡男女老少，不论布衣还是官宦，都渴望探索苍穹中的奥秘，以此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秦汉以后，因为解读星象与君王之治休戚相关，也就成了钦天监等少数人的特权。经过历史积淀和日积月累的观测，星象学得以茁壮成长。

或许你会疑惑，星象学和天文学是否同宗同源，甚至就是合为一体的呢？在古人看来，天文指的就是天象，即由日月星辰乃至云气所构成的种种迹象。《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说的天文，指的就是人们通过划定二十八星区，推算五星日月，以此记录与人事吉凶祸福相关的星象异变，并作为圣主明君治国理政的参考。

从史料记载上看，古人在谈及天文星象之时，多选用“天文”为专用名词，一般不用“星象”代指。

那么，古人所说的星象指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古人所说的星象大抵指的就是占星术。从今人的知识图谱上看，占星术只是星象学的一个部分，即根据天空各类星象的性质、位置及异常变化，来预测和占卜自然界及人世间的异常变化。譬如，古人观测到“天裂”这一天文奇观，就会用占星术去解释其背后的寓意。据《京氏易妖占》记载：“天开见光，流血滂滂。”所谓“天开”指的就是天裂，而“流血滂滂”，指的就是人世间即将发生战争或面临被屠杀的凶险。《汉书·五行志》中遗存有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其中就谈及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东北方向发生天裂，“宽一十多丈，长二十多丈”。星象家预言，朝廷不久定要发生重大变故。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周勃带兵进剿吕后，诛其全族。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北方再次发生天裂奇观，又有红色人形出现，长十余丈。不少星象家言之凿凿，恐国中生变。确如所言，同年吴王刘濞率先叛离，吴楚等七国之乱遂起，死伤者无数。

占星术除了观测星空异常之外，还有一套阐释理论作为支撑。以天裂为例，按照占星之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星象，主要在于宇宙天地间阳气不足、阴气过盛。天、君主都属阳气之类，而地、大臣则属阴气之类，故阳气不足、阴气太盛时就会发生天裂，意在暗喻君主势弱，故遭外戚或权臣所欺凌。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阴阳二气是调节万事万物变化的气韵所在，倘若阴阳不和，必生异变。汉代遗存至今的“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等气势图，大抵说的就是这类神话故事。

参考资料

《古人也信星座吗》，黄睿涵 君懿，《百科知识（2020年第23期）》，《百科知识》杂志社，《百科知识》杂志社，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