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中学，美媒眼中的“来自地狱的亚洲最大高考工厂”，旁观者眼中的“超级中学”，专家眼中的“应试教育极致化的产品”，中下层阶级眼中的“自救行为”。
这个在校规模约两万人的省级重点高中中学，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
毛坦厂全镇都围绕着高考进行展开
一方面，毛坦厂的经济全靠“高考”支撑。当地围绕“陪考”这一主题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消费：复读收费，陪读父母租房，学校附近以“状元”、“学府”命名的各式店铺。
另一方面，当地人民的生活也与高考紧密相连。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是以高考命名的文具店、餐馆较远的；距离校门较远的则是密密麻麻的出租房。当地市民娱乐都不让搞，稍微有点噪音、有点污染的项目也不会上。全镇的人都在为学校提供服务。
当地户籍居民仅5000多人，每年前来陪读的家长却多达七八千；再加上校园内的2万多名师生，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数量。其中，外来人口的主力：陪读家长和师生们，他们生活都非常枯燥——通常学生每天要学习16个小时，每周休息半天。陪读家长则是一切围绕孩子转，有的家长由于经济上无法承受，甚至自由组合了起来：3个月A家长为合租的三个孩子做饭，3个月后B家长来接班，A家长就可以去往外地打工。毛坦厂的老师则称压力比学生更大，每天要比学生起得更早睡得更晚。
高考vs上升渠道: 相距越来越远
随后，毛坦厂中学作为“超级中学”中的一员，同衡水中学一起进入了公众视野。其近乎疯魔的集中营式管理，作为一个完美代表了高考负面性的载体，受到媒体、专家、甚至普通民众从上到下的审视与批判。
而当中央政府想要推动素质教育改革，试图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时，其决策不仅面临着教育部门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目前高考仍是唯一的透明的考核准则。“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of Oregon)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Dragon)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然而高考作为一种阶层上升渠道，已经渐渐变窄了。
高考恢复40年以来，义务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区别越来越小。白岩松先生在前段时间接受了来自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提到：2017年考生940万人”，“1977年的时候只招27万人”。 “当高中变成一个普通教育，甚至基数变得如此之大的时候，它当然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那么深刻地改变命运”。
中下阶层家长：对高考的朝圣
当高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无力，中下级阶层的家长们一面焦灼万分，一面依然孤注一掷在高考上。
一方面，当阶层流动性越来越低，高考依然是中下层阶级向上攀升的主动的、可行的、唯一的渠道。他们不顾外界的聒噪，毅然决然选择“看得见的好处”——通过“苦读”取得好的高考成绩改变命运，这就是农村学生市场逻辑。
另一方面，中下阶层的父母本身缺乏知识，导致其对知识的向往。这种对知识的朝圣性导致了一系列的非理性行为：母亲要穿旗袍以示意“旗开得胜”；父亲要穿马褂以表示“马到成功”；甚至是毛坦厂中学当地的考生父母将柳树当做神树祭拜。这些抽离于情景的画面也许超出我们的认知，然而去嘲笑毛坦厂中学的考生家庭，却又略显残忍。那只是一个个非常普通甚至卑微的家庭的梦想。
通过高考，你也许拼不过富二代，但你仍有微弱的希望成为富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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