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老人摔倒要不要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几年前，在比利时，有一位老人走在街上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倒在路边了，然后一个年轻人走过，一看这位老人戴的手表还不错，便顺手摘下来戴自己手上了，但是走了几步以后，这个年轻人突然有点良心发现，于是打了一个报警电话，最终老人得救了，警方根据这个年轻人打的电话顺藤摸瓜的抓到了他。假如你是法官，请问对于这位年轻人，你会怎么判？最终的审判结果是，这位青年人被法官宣判无罪释放，针对这样的审判结果，法官写了这样一段判词，如果我判了这位青年人有罪，可能以后确实不会再有人趁火打劫，但是我不保证，当他们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否会选择视而不见的走过。说到这，我想先带你们分享一下我身边的那些事，去年在盐城，一位乘客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把手机不慎落在了车上，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往返了四次去送手机，因为沟通不是很顺畅，当手机最终送到乘客手里时，这个司机管他要了八十块钱的出租车费，结果这位乘客把这位司机给投诉了，这位司机在接到投诉通知的那一刻彻底崩溃了，因为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我明明是做一件好事，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坏人，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好像只有那些无私奉献的人，才是品德高尚的人，而那些做了好事，却管别人要钱的人，是会被唾弃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报道，什么样的人是好老师呢？就是那些一年拿几百块钱的工资，在大山里默默奉献的人，就算自己家的孩子生病了，也不回去看一眼的人；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呢？就是那些一贫如洗，然后把所有的工资捐献出来给贫困儿童的人，自己忍着病痛，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一定要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接受任何岗位上的提升和物质上的帮助，因为你一旦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马上就有人会站出来说你是装的，说你不是真的在帮助别人。我们从来不会怀疑那些无私的奉献者们的品德的高尚，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到底是不是一种原罪。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说我们的变法需要血流，我愿意做中国革命流血的第一人，所以他选择了留下，而与此同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选择了保护自己东渡日本，我们能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不是英雄吗？所以才有了谭嗣同那首名垂千古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以我们要反思，当我们把好人的标准定的过高，认为只有做到完全的无私才是高尚，认为好人就必然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鼓励大家去做好事儿，还是在把大家吓得不敢去做好事儿，我们到底是会让好人越来越多还是让冷漠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过这样的思考，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子路，他在河边救了一个人，这个人为了感谢他救人的行为，送给他一头牛，然后子路特别欣然地把牛领回了家，孔子看到后比较高兴地说，你这样比较好，因为你这样的话，大家就勇于救人了，所以我们要理解，在不损人的前提下，利己本身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甚至相比那些毁家纾难式的英雄壮举，它更有可能让我们乐于做善事，我只是想说，法律的功能除了要惩恶，也必须要扬善，而我们在建立所有导向的时候，除了除恶务尽以外，我们能包容并且理解每个人身上小小的私心，是不是更有可能让我们乐于去做善事呢？比如那个无奈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我们早就规定，当司机在给乘客往返送物品时，可以按里程收取实际的油费，我相信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他还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去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当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伸出援助之手，这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为什么又有人把援助之手缩回来了，这恰恰是利弊的权衡，作为舆论的围观者，我们要理解，其实有私心，并不是一件有错的事，当危难时刻，我们看到英雄挺身而出，这个时候我们为他鼓掌，但是千万不要把英雄绑架在道德的高地之上，让他们不得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勇于保护自己，因为我们受到的每一次伤害，都将动摇其他人伸出援手的勇气，只有我们不吃亏，其他人才敢站出来，只有我们勇于正视自己的平凡，才能彰显出人性的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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