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创诸文明之城，必先兴人之道德也。千古圣贤，皆欲建文明之国，复大道之行。周公治天下而著《周礼》，仲尼推仁政而行四海，包拯清民怨而明法则，了凡立四训而授人德。然虽圣贤之行如此，古有东周礼运崩而天下乱，民国百法废而民生残。今余行于城乡之内，目及四野敝弃垃圾之类；闻于华夏之外，耳入国人败坏礼仪之声。建文明社会之意，终未竟成功，何哉？使民野昧不知礼，君骄虐不重法，则纵先贤之训益圣，兴德之言益繁，治国之法益峻，人不知而行无虑，人不从而如虚置，其效或甚微。故余以为，创建文明之国，其本在兴人之德行也。
或言治天下有方六：道、德、仁、义、礼、法。道为上，法为下。是以立峻法不如教人善。若广文府而劝民习，监人事而察不忠，立絜矩以辨是非，宣仁德而唾不义，奖臧赟而惩奸恶，斟刑法以辅道行。则人心之所向，文明之至矣。
余一介小生，所谓广文府及斟刑法云者，并无力为之。献力于创文明之城，唯付诸以言行。守法度，明礼仪，讲诚信，友孝悌，节水电，勤学习，路拾人之敝物于俯首，言及余之亲友于余闲。《弟子规》其所云，礼不繁缛，德不离时，与同窗相勉共习而行之，则道德日进，校风日善矣。
创文明之城，微力有斯。世人皆举文明，则和谐之风蔚然矣，社会之行仁义矣，建文明之城何难矣！
2018.10.24（ˇ）
2018.11.3
2019.1.17
201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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