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传说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470年左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被认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著成了千百年来令人百读不厌的“天书”——《道德经》，圣人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礼。他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圣贤先师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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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学派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无处不在的规律；人只有顺应规律，方能掌握世界的本质。
道家重视人的生命，也喜欢探索养生之道。老子在道家学说里就是个高寿的老头子，据说活了好几百岁。
甚至有故事说，他妈妈怀孕72年生下他，一出生就就是白眉毛，白胡子，像个老头，故又取名老子。因为他出生于庚寅虎年，附近相邻都称呼他为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李耳”知名便传开了。
另外也又人认为，“老”是老子姓“李”的变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名叫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就是下垂的大耳朵，据说老子出生时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因此为他取名“聃”，意为“耳长而大”（今天说大耳有福就是因他而来）。因此老子又被称为老聃。也有传说老子子伯阳或号伯阳父。
还有一种说法是，古人把老师称为“子”，“子”大概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师”或“先生”。如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等；而“老”这个字和一个字的字形非常相似，就是“考”，“考”的本意就是长寿，所谓“寿考”，老子满腹经纶，博学多才，还长寿，故尊称为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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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说，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诞生于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守藏史，春秋战国时期的书库称为“藏室”，所谓“藏室”，顾名思义，也就是储存物品的房子。作为朝廷的藏室，当然是存放国家珍贵文物，重要典籍以及现行公文的衙署。“守”是动词，表示看护、保管的意思。至于“史”呢，从他的职守来看，应该是“藏室”的长官，负责看护收藏室，管理保存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物品。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时期，史官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种，可见史官的起源很早，并有不同分工。从汉字的构造来分析，《说文解字》说：“史为记事的人，从又，持中。”众所周知，“又”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就是一只手。而“中”字的本义，据学者考证，就是用绳带串起来的简，就是后来的薄书、档册。因此，“中”的本义与手和简都有关系，是手执简薄的意思。后来“史”成为管理文牍事务官员的称谓，这是从其本义衍生出来的。从上述情况来看，所谓“周朝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周朝藏室管理简薄衙署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合一的大馆长。
另据史书记载，周朝时，实行的是“学在官府”，学术文化只限于王室贵族和士阶层以上，只有王室贵族及其子弟才有受到教育的特权。周代掌管文书事务的史官是世袭的。老子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颛顼的后代，《北史·序传》中记载：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即皋陶，皋陶，名庭坚，字聩，颛顼帝与邹屠皇后第七个儿子）。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曰乾，娶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李耳，即老子）字伯阳，为柱下史。
李氏一族商周时期世代都担任史官，老子承绪祖业，为东周“守藏室之史也”从这一点来看，老子担任这一职务，也占了家族先人的庇荫。
根据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我们就能基本确定老子的学术背景。周朝的“守藏史”主要收集整理历代的帝王的政令、外交、占卜、对外战争等政治事物的纪录，同时也收集当朝先进生产工艺技术以及巫医技能等科技成果，以备周王察看，也就是说守藏室收集到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代表了当时最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也就是说老子读过了许多别人轻易读不到的书籍、文献、典章、律条，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孔子问礼于老子得到佐证。
老子曾经有位老师叫商容，商容是殷商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为人贤明正直，与纣王叔父与箕子齐名，并称为“二忠贤”，深受百姓爱戴。因为他是商纣王时主掌礼乐的大夫，知礼容，所以称之为商容，又作常枞 ，号称容成公。
然而，殷纣王“亲小人，远贤臣”，非常宠幸爱妃妲己和费仲、恶来、飞廉之类的一帮佞臣；商容作为一个不同政见者，因屡次直谏荒淫暴虐的纣王，受到费仲德排挤，结果遭到贬谪，罢黜为奴了。后来纣王剖比干，囚箕子，逐微子，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诸侯离心，军心涣散，百姓困顿。商容看着朝中大臣一一被迫害，深感心寒，便躲进太行山，改名常枞，避世隐居，不问世事。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
被罢黜的商容并未选择以身殉国，而是躲进太行山，改名常枞，避世隐居，不问世事。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天下大定，周室“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试图请商容复出，任命他为三公。商容坚决拒绝，他说：“我曾经跟随着马夫想教化纣而没能做到，说明我很无能；没有诤谏而归隐山林，说明我很没勇气。无能又无勇，不足以担当三公这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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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这位商容先生熟读诗书，精通天文地理，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但凡天地人世间的道理无所不通。史载老子到宛丘游学，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古时又称陈、陈州，拜商容为师。刘向《说苑·敬慎》载：“老子学于商容，见舌而守柔。”许慎注：“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齿刚。”就是说，老子向商容学到的主要是守柔之道。《高士传》对此有更生动的描述：
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据刘向《高士传》 篇记载，商容晚年得了重病，老子前往探视，老子怕老师不久于人世，抓住最后的时机向老师请教。
老子说：“老师病得如此重，还有什么遗教告诉弟子吗？”
商容张开嘴，示意老子看他的舌头：“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当然还在。”
商容又问：“我的牙齿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牙齿没有了。”
商容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想了想，缓缓地回答：“啊，我明白了，舌头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它是柔软的，而牙齿掉光了，是由于它们过于刚强的缘故。”
商容听后满意地笑了，说：“你说对了，天下事物和道理我都告诉你了，没什么可以再告诉你的了。”
老子明白了商容张口吐舌，是在用牙齿和舌头的例子告诉自己明白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而且只要懂得这一条原理，“天下事尽矣”，即世间万事万物莫过如此。
老子据此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这也是道家学派的思想基础和的核心思想之一。
老子说，人活着时身体是柔软的，死后尸体僵硬；草木活着时脆弱，死后干枯。所以坚强属于死，柔弱属于生，因此兵强而不能胜，枝干高大则易折断，强大处下为弱势，柔软处上为强势。老子据此还提出“上善若水”的思想，说天下最柔弱的莫过于水，可水却能“滴水穿石”把最坚硬的东西消磨掉。可以说老子的一生都是在以水为师。据传，老子的老师商容去世前赠语给老子曰：以水为师，上善若水。老子的一生都深受这几个字的影响，于是，才有了《道德经》上的这段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论述的重点在于“不争”。在老子看来，不争符合“道”的本质，炫耀、贪婪、争强好胜之人违反了道，所以注定会落得不幸的下场。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六个短语分别指代六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它们反映一个共同道理，那就是“顺其自然”。如“洼则盈”，“洼”就如同一个空杯，“盈”就如盛满水的杯子，也只有空杯子才能容纳更多的水。可普通人看问题，却很片面，要么看不到深层内容，要么看不到相反的一面。可是圣贤老子却能遵循和运用道，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老子又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按照老子的辩证观，这是说天下都知道美好的话，那么丑陋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如果都知道善良的事情是善良的化，那么不善良的事情就会显露出来，有和无在相互对立中得以形成，难和易在相互对应中得以产生，长和短在相互比较中得以显现，高和下在相互依赖中得以存在，音和声在相互应和中得以区分，前和后在相互对比中得以出现。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老子崇尚“无为”，主张顺其自然，合乎天理。老子认为圣人所作的事情就是顺应自然而不提倡人为的干涉，圣人推行的是不用语言教育。圣人顺应万物的生长而不加以限制，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已有，帮助了万物而不要求它们的回报，建立了功劳而不据为已有。正因为圣人的不居功，所以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功劳。
与惯常德思维方式不同，老子德思想有强烈的逆向思维痕迹，他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说万事万物周而复始、循环反复，而柔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老子认为，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就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作为周朝的守藏室史，老子常年在周朝的藏室工作，博古知今，精通周礼，是公认的官学的集大成者，并且闻名遐迩春秋后期，周景王去世后，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继承王位，可都城百姓又立了王子猛为王。王子朝率领东迁贵族与东周原先的贵族之间发生战争，老子也被卷入其中，站在了王子朝这一边。两者经几年战争，结果王子朝战败，于是逃到了楚国北部。《左传》记载，王子朝掠走了周朝的大批典籍，老子也随他一起逃到了楚国。之后，东周贵族派人暗杀王子朝，跟随王子朝的人便四散奔逃，老子则逃回到了阔别39多年的家乡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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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东方鲁国的孔子是一位极为尊崇周天子的人，希望天下统一，诸侯听从天下的号令，当他听说王子朝一伙把周王朝大批文献典籍劫往楚国后，除了忧虑之外，还想到把自己搜集和整理的《坤乾》《夏时》《韶乐》《大武》等书籍送到周王室的“藏室”收藏，用自己的行动去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和威信。在他看来，一个人如能把自己整理的书册送到王室的藏室收藏，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同时，这件事情要办成也不容易，没有相当地位的人介绍是难以办到的。
子路了解老师的打算后，便向孔子建议，说：“我听说，周王朝的征藏史老聃这个人被免职，回到老家居住了。老师要想把书送到周王朝收藏，不妨去试试求助于他。”
“好主意。”孔子赞许地说。
于是，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带着子路等学生，以及准备送往周王朝收藏的书册，来到曲仁里。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然而，出乎孔子的意料，老子竟然拒绝了。
老子之所以拒绝推荐，不仅因为东周王朝的藏书已经名存实亡，在王朝内乱不止的情况下，把书册送过去，无异于飞蛾投火，而且更因为老子有了新的价值观念，把孔子热心搜求整理的书册已经视为草芥了。
孔子并不了解老子的新的精神境界，依然把他看做是一位喜好周礼的学者。所以，他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
老子对孔子说的那一套六经大义当然是熟悉的，过去他信仰它们，现在他的思想已起了重大变化，从信仰六经转向贬斥六经，但他又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只得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话太冗长了，希望听你讲讲要点。”
孔子马上回答说：“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
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答道：“是的！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还有什么要指教的？”
老子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呢？”
孔子回答说：“心思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本质。”
老子摇摇头缓慢地说：“唉！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哪！现在讲泛爱众人，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生活，都明白地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偏私。”
老子见孔子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就解释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大家去宣扬仇恨和自私，而是要使你懂得，利己才能爱人，我为他人谋利，他人才能为我谋利，爱人与利己确实是一致的，无私就是有私。但是，现在人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利己，爱人则是虚假的，却又不敢承认利己，这不是很迂腐吗？”
老子停顿了一下，似乎陷入了深思。接着又对孔子说：“你所问的那些礼，都是死人说过的东西，说过的人连骨头都烂了，就留下这些话，只有你还能记得，真不容易。可君子啊，你要注意，不要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子来去，很风光的样子，而不走运的时候，就像蓬蒿一样，被风吹去，一副倒霉的样子。我听说啊，真有本钱的人，好像什么都没有，从来不拿本钱吹嘘，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有本钱；真有德行的人，从来不表白自己，而是一脸朴实憨厚的样子。可你啊，对自己要求太高，又怕世人不知道，所以，总想表现自己。这些都是你身体上的浮光，闪耀在你的外表和行为上，会对你不利。”
其时，老子曾任“周藏室史”，掌管王朝历史。须知，史在王官之学里，居于中心位置，先王之礼皆史，问礼，亦当由史而问之，后世“六经皆史”，所言非虚。那什么是“礼”呢？
所谓“礼”，侠义上指人们为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包括纪念、庆贺、追悼等，广义上指的是人与人或人与天地之间，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一种仪节，而“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中的孔子，早期就是一个搞殡葬祭祀追悼的四一。由此可见，孔子向老子所问的“礼”，不限于这些内容，即相对于这些“仪节”，孔子更关注的是治国之道。因此，孔子向老子问“礼”，其实就是向老子请教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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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礼，以“野人”自居，本欲发难。不料，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使孔子不争而胜。于是，相争变成了相揖、相惜，孔子对老子也不由得佩服起来。
从老子那里回来以后，孔子对弟子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下跑的，我都能对付，只有龙，乘风云而变化，我不知该怎样来对付它，老子就像这龙一样啊！”
老子走了，给孔子让出了一条由礼而圣的“圣化”之道，使孔子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圣人；而孔子则以师事回敬老子，尤以龙喻之，赞叹不已，以为仙矣。
从此，他们两位，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两条路线的代表，孔子代表入世的“圣化”路线——“周孔之教”；老子代表出世的“仙化”路线——“黄老之道”。
汉初，行黄老之道，使得汉文化亦有了神仙风味，《史记》里，就写了一批神仙人物，如张良从黄石公学，从赤松子游，还写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游仙与政治。
张良不仅本人“仙化”而去，其仙风道骨遗传到第八世孙张道陵，遂以老子为教祖，将“仙化”更加神秘化和体系化，并加以仪式化和组织化，成为道教创始人。
老子“仙化”之缘起，却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始于孔子问礼。
正是孔子的“犹龙”说，使老子仙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神仙中人，其历史性，如无孔子为参照，则根本无法确认。作为历史人物，老子犹如月亮，需要向孔子借光，没有孔子反光，其存在遂为虚妄。“圣化”是历史化，而“仙化”则是非历史化，司马迁以非历史化来写历史人物老子，实为不得已，老子虽然长寿，于历史却无迹可求。
历史人物，多半不宜长寿，寿命长了，反而会非历史化。
因为，历史的本质不是时间，而是时间性的思想和事件。
就老子而言，除了思想，其历史性事件，唯有孔子问礼。
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已有不同说法，言之如下：
《史记·孔子世家》“索隐”说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近人高亨亦如是说，并举出《左传·昭公七年》有日食记载，以为证。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说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岁时，他根据《礼记·曾子问》提到孔子见老子时“日有食之”，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有日食记载，断言此即孔子问礼时。
而在《庄子·天运》篇里，则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一说，清人梁玉绳认同此说，其《史记志疑》认为《庄子》所言“庶几近之”。
《古史辨》第四册里，载有黄方刚著《老子年代之考证》一文，文中提出“孔子两见老子”一说，第一次孔子五十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第二次出现了日食。
孔子见老子，很可能确有两次，第一次是问礼，第二次该是问道。问礼那一次，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孔子，到洛阳去拜访老子，那一次，出现了日食，被曾子问入《礼记》，被司马迁载入《史记》。而另一次，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孔子“知天命”之年的那一次，这一次是问道，是往南去，去一个名叫“沛”的地方，专门拜访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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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见面，老子就问孔子：“我听说，你现在是北方的贤者了，已经得道了吗？”孔子回答说：“还没有得道。”老子又问他：“那你是怎样求道的？”孔子回答说：“我求之于‘度数’，求了五年，都没有得道。”老子继续问他：“那你接着又怎样求道？”孔子回答说：“我求之于‘阴阳’，求了十二年之久，还是没有得道。”老子叹曰：“道就是这样子的。”
阎若璩考证，老子、孔子第一次相见时，孔子三十四岁。相见以前，孔子以为最高的学问就是礼，见了老子以后，才知道还有更高的学问，那就是道。两人分手以后，孔子由问礼而改为求道，求之于“度数”五年，求之于“阴阳”十二年，一共花了十七年时间，到他再次见到老子时，刚好如庄子所言，已是“行年五十有一”了。孔子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觉悟，他“三十而立”——立于礼，所以来问礼，“五十而知天命”——得道，所以来问道。
老子告诉他，礼是先王遗迹，尚有文献可求，你来问礼，我可以把文献给你，你来问道，我不能把道给你，因为道不是东西，不能拿来送人。如果道能拿来，人们早就把道拿来侍奉双亲了；如果道能送人，人们早就把道献给他们的君了；道也不是知识和经验，不能传授于人，不能作为财产。如果道能传授于人，人们早就把道告诉他们的兄弟了；如果道能作为财产，人们早就把道传给他们的子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道本来就是内在的，就在你的生命里，是自然的，你觉悟了，它就在你心里，同万物相印证，你不觉悟，它就不会留在你心里，也不会出来印证自己，外面的道就不来找你。
道从生命中来，不是从外面来，这就是圣人自在，所谓圣人，就是道，就是你自身，这叫作“圣人不出”；从外面进来的，不能主导你的生命，因为道是你的圣人，已经成为你自身，这叫作“圣人不隐”。名，是外在的东西，是所谓“公器”，不能多取，取多了，会将自身的道遮蔽。仁义，让先王歇歇脚，住一夜也可以，但不能久居。
你老在外面跑，而忘了回到自身，这样求道，当然不成。放不下那些从外面来的名器，道就会被遮蔽，你只晓得在外面历练，却不知道圣人就是自我开显。
孔子第一次问礼，老子教他如何看待古文献——死人之言。
孔子第二次问道，老子教他如何求道得道——认识你自己。
老子，就像他的“道”一样，难以理喻，不可言说。连司马迁都说有三个老子——老聃、老莱子、太史儋，时间跨度，从春秋到战国。
我们只取其一言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又称老聃，楚（今河南鹿邑东）人，任周守藏室史，掌管王室图籍，著《老子》。
以“道”为天人之本，以“无”为中国文化“留白”。他深知周室衰而不可复兴，便骑着青牛出关隐遁了，不像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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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路向西，来到函谷关。当时的函谷关是西去途中的重要关口。但此时老子已经誉满天下。他到了函谷关，函谷关关令尹喜已经守候关中等候多时了。尹喜很仰慕老子的德行和学问，执弟子礼，拜其为师，请其讲经着书。
老子被尹喜的真诚所感动，就听从了尹喜的建议，写下了五千字，在这里为其留下了五千言的著作，后世称《道德经》。拜读了《道德经》之后，尹喜的思想一下子豁然起来。于是，他辞去官职，陪老子一路西行而去。行至今咸阳西南周至境内的楼观台，观此处青峰碧水，深藏灵秀，实乃仙境。两人便在这里结草为庐，筑台讲经说道。从此，道家学说出世，并走上迅速传播的道路。《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的著作《老子》，是他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强其所著的“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这就是《老子》一书的由来。流传至今的《老子》，是战国时楚国人环渊收集整理的，分上下两篇：上篇37章，以“道可道，非常道”开头，主要是探讨宇宙人生哲理，可谓纯粹哲学，称为“道经”；下篇44章，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开头，主要讨论社会和政治，可谓社会政治哲学，称为“德经”，道是体，德是用。因此后人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又将《老子》称为《道德经》。全书81章加起来，共5000余字，所以又被称为“五千言”。
《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座高峰，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
《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中国书籍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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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
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权谋的黄老学派，主张实行严弄峻法的法家，放旷的庄子学说，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医学养生，都可以在老子这里找到根源。
老子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宗教的影响都十分巨大。西汉初期统治者奉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策，实行“行仁义，法先王”，以“教化”民众，使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尊神，并尊其为“帝君”、“太上老君”。奉《道德经》，即《老子》为主要经典。后来，张鲁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巴郡、汉中近三十年，直到建安二十年(215)才为曹操所灭。
到了隋末，有道士预言“老子的子孙将要统治天下”。后来唐朝取代隋朝，皇帝正好姓李，《氏族志》已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唐代皇家姓李，出身鲜卑，但为了入主中原，需证明自己出生高贵光辉，为抬高自己的门第，他们很乐意在自己身上加上一层“老子子孙”的光环，于是就真的认了一千年前的老子作了自己的老祖宗，称老子为“圣祖”，后来又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老子庙，作为皇室的家庙。经过这么一番波折，春秋时的大思想家老子就变成了唐代的“玄元皇帝”“圣祖”老子。这就有力地抬升了老子的神圣地位。到了宋代，老子又加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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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通过“一气化三清”的理念，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塑造了所谓“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种形象，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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