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女孩。
她来自日本，2013年，她24岁，在纽约留学。九月份，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在一家酒吧打工时，她遇到了在业界成名已久的前辈。
当时她正修习新闻和摄影专业，刚好和前辈的工作“对口”。
前辈表现得极为正派且热心，仿佛是个准备提携后辈的行业大佬，面对这样位高权重的前辈，她十分敬重。
前辈听说她是新闻系的学生，即将毕业，正在寻找实习单位，便提出她可以去TBS华盛顿分局实习。
这件事因为她回日本，便不了了之了。
但前辈对她承诺，有任何需求，随时可以联系他。
2015年3月，想回美国工作的她，想起了之前前辈说的实习机会，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向前辈发了一封邮件，询问是否可以去工作。
对于当时的她来说，能成为实习生就已经是走运了，但是前辈抛出了一个让她欣喜若狂的“诱饵”——制片人干不干？
她以为这是好运来临，无比开心，却万万没有想到，前辈所谓的帮她找工作，实际是一个被布置好的陷阱。
2015年4月3日，一个很平常的周五，前辈以谈工作签证为名，约她在酒馆进餐。
她本以为，梦想触手可及，却在喝了一点清酒之后，晕到不省人事，等她醒来，她发现自己正在遭受自己尊敬的前辈性侵。
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喝的酒里，已经被前辈下了药。
事情发生以后，巨大的羞耻感包围了她，她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当做没发生过，然后潇洒地拿下工作机会。
本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被强奸后报不报案”的问题，然而对方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加上日本不健全的性侵法案，一切都举步维艰。
但她还是不畏艰难，开始了自己的漫长维权之路……
女孩叫伊藤诗织，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记者。
而侵犯她的山口敬之，成名已久，是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为安倍晋三写过传记。
两人的社会地位天差地别，这更加导致伊藤诗织的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被强奸后的第五天，在朋友的鼓励下，她终于鼓起勇气去警察局报案。
她告诉警察，她想跟女警官陈述案件经过，然而，经过两小时的陈述后，女警官告诉她，她是负责交通的，想要立案，需要去找男警官。
没办法，为了自己能够维权，她只能忍住巨大的羞耻感，寻求男警官协助调查。
伊藤诗织在三名男警官面前，躺在蓝色的垫子上，让假人在她身上来回移动。
警官拍下假人在伊藤身上的照片，问她：“是这样吗？”
这种令人作呕的调查方法，几乎可以算是二次强奸。
尽管如此，她还是强忍着恶心，积极接受了调查。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警方终于对山口敬之签发逮捕令，并将此案件定为刑事案件，准备逮捕山口。
伊藤诗织眼看着就要成功，这时，警官接到上司的电话，命令他不准逮捕山口先生，之后，案件被交移到东京市警察局。
2016年，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此案证据不充分，决定不起诉山口敬之。
重重包庇之下，有恃无恐的山口敬之，更是在电视节目里颠倒黑白，使伊藤诗织再次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
但她没有因此放弃，经过9个月的调查，她决定召开记者发布会，亲自走到大众面前，陈述自己的遭遇。
2017年，几乎走投无路的伊藤诗织决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和大众公开对话，为自己伸张正义。
2017年9月，日本检查厅再次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
诗织并没有认输，在刑事诉讼接连失败以后，她转而向山口提起了民事诉讼，同时努力发动社会力量，为自己发声。
2017年10月，面对案件的毫无进展，诗织依据自身经历出版了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在日本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2018年3月，日本街头浩浩荡荡的女性，举着牌子为自己维权。
2018年6月，英国BBC根据伊藤诗织的事件，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引起轩然大波。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她的维权队伍当中。
比起来自官方阻碍的种种困难，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社会的舆论。
在电影《柏拉图性爱》中有这样一幕：被同学侵犯的小爱，将事情告诉父母之后，反而被逐出了家门，流浪街头。
这种情节，并不是只有电影才有，更何况，这个电影本来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日本，很多人都会觉得，男性对女性的大多侮辱，并不算什么大事。
很多女生，从高中开始，就会在地铁上、补习班里，以及各种公共场合，被各种咸猪手蹭胸摸大腿。
这些女孩子，大都会选择沉默不语，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这都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而从小受各种杂志、视频性启蒙的日本男性，大都觉得，女性的拒绝，是另类的迎合。
作为首个公开长相和姓名的性侵受害者，伊藤诗织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了来自网友的恶意揣测和辱骂。
“这么丢人的事，都好意思拿到公共场合来说，这个女人太不要脸了。”这是很多键盘侠的共识。
她被污蔑为“朝鲜间谍”或是“卖春妇”。
伊藤诗织也不是日本国民心目中那个标准的受害人形象。
比如说：当她在面对镜头陈述案情时，没有蓬头垢面、苦大仇深，反而连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都没扣上。
诗织并不觉得受害者面对镜头就要摆个苦瓜脸，哭天抹泪。
但这些，都成为她被舆论暴力攻击的原因。
诗织本人甚至还多次受到死亡威胁，甚至还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而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一位日本政府女议员义正言辞地指责受害者伊藤：
“她作为一名女性有很明显的问题，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了记忆。”
“所以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
来自同性的恶意，要比异性的恶意，更加刻薄和恶毒。
因为那代表了对同类更深的不理解，对自我权益更多的牺牲，对施害者更多的包容，这些，都是滋生更多恶性事件的温床。
可笑的是，这个发言者本人，也经历过性骚扰，却反而觉得，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在日本性产业高度开放的社会意识下，物化女性，早就成为了部分民众的潜在共识。
在日语体系里，日常用语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敬词，你很少听到脏话，常用的一些拒绝词语，看起来也像是半推半就。
每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请求“教我几句日语的骂人话吧”，我却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深感自豪。
—— 《黑箱·日本之耻》
因此，在诗织被侵犯时，她无法用日语制止山口的行为，因为那样很像在取悦他。
尽管她转而用英语说了一句“fuck off”，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在舆论的眼光里，往往就变成了“被强奸时你都没有很强烈反抗，你就是自愿的啊”的逻辑。
她在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的同时，对抗的，是整个病态的社会体系。
随着事件慢慢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案件，也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伊藤这一边。
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2019年12月18日，针对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伊藤诗织胜诉，判处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同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
从2015年性侵案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56个月。
经过将近五年时间的漫长煎熬，伊藤诗织，终于还是在自己三十岁之前，等到了这份迟来的公道。
胜诉后的伊藤，含着泪说道：“等了太久了，但一点变化也是进步”。
她说：“这次胜诉不能抵消掉真实发生过的性侵，也绝对不是一个结束。”
好在，正义迟到了将近五年，终归没有缺席。
我向来不提倡什么男权女权，因为我一直认为，两性不应该是对立的，没必要一定分出个是非高下。
但对于所有的受害者，或者潜在受害者，我们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发声，有责任和义务从自身开始，改变认知，摒弃“受害者有罪论”，放下刻板印象。
伊藤诗织的案例，不是个案，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些咸猪手，强奸犯，可能是社会上的失意者，也可能是上位者，身份地位和他们的教养，从不挂钩。
那些肮脏的人，总是试图抓住受害者的羞耻心，让羞耻心成为犯罪的温床。
应该像伊藤诗织那样，站出来，说不。
我们或许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但绝不任人宰割。
就像伊藤诗织在纪录片里说的那样：
“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许多水滴聚集起来，能变成海啸。”
勇敢一些，世界就会更好一些。
我们看到，经过五年的漫长等待，在2019年结束前夕，正义终于艰难降临。
伊藤诗织的胜诉是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女性维权的希望，社会改变的希望。
新时代的女性，再不是从前任人宰割，随意物化的群体，在面对侵害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维权，讨回一个公道。
虽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但世界的确在进步。
我只希望，并且相信，2020到来之后，未来会有新的面貌，社会刻板印象会越来越少，文明的列车会真正开来，在那里，会有更多的公平和机会。
伊藤诗织的维权之路还远远结束，但正义和公道，终究会有彻底到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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