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翰墨 精益求精

情牵翰墨 精益求精 一一胡彦才书法散论

导语：

胡彦才，1953年出生，浙江杭州人，祖籍甘肃平凉。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一军一师服役，参加过对越自卫战。自幼酷爱书法，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特邀书法家、杭州书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宋城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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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下，各类书法家层出不穷，亦参差不齐，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庸俗化和矫饰化极为严重，模仿、抄袭、瞎写之风“此起彼伏”。相比于所谓专业书家的肤浅虚伪，我更欣赏非专业书家的真实与虔诚。他们深知非科班出身，故而耐得住寂寞，虚心好学踽踽独行，对传统书法艺术极为敬畏。

胡彦才便是这样一位人士，他自幼酷爱书法，痴迷书法。军人出身，使得他有着一股子“倔”劲，对于书法尤其“执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每笔讲究，字字严格，绝不苟且，更不随便，直至满意。

作为一个爱书、学书、习书的非专业书家，他觉得书法给自己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心灵的满足。他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用质朴的情感诠释着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与酷爱，对书法艺术的痴迷与思考，并在笔墨挥洒中创显神韵，流淌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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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胡彦才的人，无不被他中国军人的豪气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书法的执著与虔诚所折服，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履职尽责的大局意识，严谨细腻的处事态度，以及书法艺术上的造诣没有人不对其竖起大拇指。笔者曾见他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先沐手静心，待气定后方才入笔，一气呵成，一丝不苟。其妻子劝诫，“年纪大了，这么费神费力的，不要写了，小心身体。”他解释说：“写《心经》，马虎不得，一定要虔诚。”

《心经》乃佛教大乘教典中，一部文字最短少，诠理最深奥微妙的经典。仅以二百六十个字，浓缩了六百卷大般若经的要义。字如其人，观胡彦才笔下的书法作品，文辞精妙，意境深远，章法严谨，气韵生动，墨色自然，端正朴茂。字体方整时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刚劲沉着，如雁展双翅，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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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彦才，正是凭着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在书法上日渐专业。说到底，书法艺术最终将归结到人本身。在书艺的磨砺与人品的修炼境界里，他读书临池，修身养性，陶冶性灵，无疑与那些科班出身的人做到了殊途同归。他的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性书展，他的姓名也上了各种典籍，他的作品曾获得各种奖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特邀书法家、杭州书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宋城画院副院长。这些成绩的获得，并没有使他骄傲，反而更加谦虚，相比于书法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那一切外部的荣誉性的定性和雕饰便显得多余和累赘。他常自谦地说，自己是不懂书法的，只是爱好玩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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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其大量的、多方的临帖习碑。于帖长时间学习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王铎、董其昌等；于碑长时间地学习《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等，每一本法帖旁边都有大量的批注，可见其学习之认真与仔细。通过这种反复的专研，他逐渐养成了自己对传统的态度。他认为，历史上的名家书法都是一个个风格迥别的异端，每一种出色的风格旁边都有一种同样出色的相反的风格存在。一正一反，书法创作的真义就是在这正反两极中游移、运动、变化。

随着对书法理解的加深，他极为注重对书法形式美学的探索。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写道：“欲知古雅之性质，不可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质······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并进一步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王国维重新审视传统书法中的线条组合、比例关系、轴线、平衡及其组织等形式美，较为深刻地诠释了书法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为胡彦才对书法的理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他认为大体上书法的形式美分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具体来说，就是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正侧大小、收放开合；章法的疏密虚实、离合断续等，它们都是以对比关系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对比关系非常丰富，如果加以归并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和势两大类型。形即空间的状态和位置，如粗细方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等；势即时间的运动和速度，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等。

而对经典法帖“深挖井”式的学习，使得胡彦才内心坚定了以古代书法家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临摹范围从帖学扩展到碑学，开始进入碑帖结合的综合性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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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海藏楼书法抉微》中说：“篆、隶、草、楷，无不相通，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古今碑帖各种书体包赅的作品，它们是在字体与书体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点也不做作，浑然天成，对于今人企图融合各种字体书体的探索借鉴作用很大。

故而笔者认为，一个新时代优秀的书家，应该学会用写碑的方法临帖，用写帖的方法临碑。正如著名学者、书法家沈曾植所主张的：“古今杂形，异体同势。”

      清代开始，帖学衰退，碑学兴起，碑学的特征是浑厚和奇拙，邓石如改变用笔方法，写出空前厚重的点画，赵之谦、康有为横向取势，字形变得宽博恢宏，徐生翁和于右任在重和大的基础上，结体左右欹侧，章法大小参差，风格奇拙烂漫。碑学书风的最大特征，在于原创精神的弘扬，在于取法造化自然之妙理。这样生出的线条，其中段变化多端，其造型不可预料。因为碑学的取法对象主要是金石文字，较大的字形，加上一些摩崖碑刻经过千百年的日晒雨淋、风化剥蚀，其线条变得斑驳残泐、浑厚苍茫，高古拙朴、犷野怪奇、险峭颇骏等，并具有“重”、“拙”、“大”的审美特征。为表现这种浑厚苍茫和夺人心魄的气势，碑学书家在运笔时特别强调中段的“涩行”，“行处皆留，留处皆行”，使整条线由许多点积累而成，提按起伏，跌宕舒展、厚重和遒劲。

    但是一味的“涩行”，而没有帖学的典雅秀逸、圆融和谐、活泼轻盈、精巧工整、潇洒飘逸之美，亦是一大缺憾，故而碑帖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程式化和规定性很强的艺术，在它的每个历程中，既需遵循既定的规范，又需不断地开拓创新。中国社会正在发展变化，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嬗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总结分析碑学书风百余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创作经验及其利弊得失，并集合和建立起一批足具碑帖结合而生发新创精神的书法艺术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也正是这样多层次、多角度的学习，使得胡彦才现在的书法，较以前有较大不同，他日益追求书法的神韵，注重精益求精。他寓柔于刚，藏静于动，成型于胸。胡彦才喜欢直抒胸臆的创作，无论何时何地，心潮一来，便素纸铺展，浓蘸笔墨，下笔如行云流水，神采飞扬，笔锋上下游动，点画无一处含糊懈怠，法度尽在他的指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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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书法是发乎自然的，真正的书法又是回归自然的。师法古人，更要师法造化、自然，又不拘泥于造化、自然。崇尚自然，又高于自然，这需要微妙的把握和超然的感悟。笔者觉得胡彦才的书法决不是构架的随意摆布，绝不是墨意的漫步点染，而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在造意与造境之上的才情散发。

      书法，是一种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秦丞相李斯到近现代的吴昌硕、沙孟海等，都有精妙的碑刻、墨迹留存于世，点染着华夏文明那么一种独有的文化灵气。在全世界几千种文字符号当中，只有中国的汉字能造就出这种书写的艺术，并且表现出它永恒的魅力。故而我们常说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承载了深沉而悠远的中国传统文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吃透的。胡彦才的书法，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还未入臻境，在学习帖学的静穆方面尚显不足，碑学的雄浑方面亦融合得不是很自然，在碑帖的结合方面，也有着提升空间，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还要不断加深添厚。

      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困惑是来自自身，自己何去何从，心里必须清楚。如果失去了努力的动力与方向，连写什么也糊涂了，那你的作品再也不可能进步了。正如赵无极所言：“干艺术家最辛苦，总是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己对自己有疑问。你一旦放弃对自己的批判，你就无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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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胡彦才先生在不断攀登的路途上，保持着一份清醒和对文化的虔诚，并始终带着更深层次的使命去思考，因为这样才有利于不断地扩大艺术视野的纵深度和时代的广阔度，更有一个思想上的制高点，那就是对传统书法艺术的敬畏，对人性历史情怀的坚守，亦是对“人”的敬畏。故而，不管在探索的过程中遭遇多大风浪险阻，一定不能丢失最独一无二的自己，请赋予自己的个性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才是书写人生最佳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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