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医院一改春节后冷冷清清的样子，又回到了比肩接踵的状态。我们科也按下了忙碌的开关，新入、抢救、死亡的工作景象像往常一样上演。
今天接到13床病人家属的电话，家属委婉表达想放弃治疗的意思，想与我当面谈谈病情和他们的决定。这是我们医生俗称的“决战时刻”，因为医生对病情的判断和预期，直接影响家属是否继续治疗的决定。有时病情一点小小的改善，就点亮想要积极治疗家属心中的微光；有时稍微高一点的病死率或者创伤大的操作也会成为压垮家属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医生会对病人反复评估，尤其是涉及到治疗难度大、花费高的病人，因为我们的意见有时太重要，重要到决定到一条生命今天是否还会存在这世上。
13床病人是个脑外科手术，术后一直昏迷，间断需要呼吸机治疗。我们病房躺了好几个类似的病人，植物一样靠着营养液和氧气生存。私下里，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昏迷病人，没有好转迹象，生存只是给家属的一个安慰。最近他病情恶化，低血压好几天，呼吸机也一直摘不下来，和家属沟通了病情后，他们决定当面谈谈。
家属有三个人，哥哥、姐姐和妹妹，已经五、六十岁的样子。他们意见并不太统一：哥哥觉得治疗没有意义，而且母亲也不想老伴受罪；姐姐总觉得既然还活着就继续维持治疗，至少人还在；妹妹没什么意见。他们问我：“医生，这样的治疗还有意义吗？“我没办法直接回答，只能官方地说：“意义是家属来决定的，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尊重家属的意见。虽然老人治疗的结局肯定不好，但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都会尽力治病救人……”最终兄妹三人还是决定放弃治疗，让老人少受罪。在放弃之前，他们想进病房看老人最后一面。
往常这种最后告别的场面我很少参与，情绪敏感，只是下意识想保护自己。可今天鬼使神差，陪他们进病房，见证了最后的告别。
哥哥先进病房，他个头不高、脸瘦瘦的，有着中年男人的冷静和克制，先询问了一下监护仪的数据，得知血压比前几天还好一点时，叹了一口气，一下一下摸着老人光溜溜的头。接着像安慰自己一样问：”这样带着呼吸机很痛苦吧？“，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放松了一些，又轻轻握了握老人的手和脚。
姐姐是第二个，不停问：“他还有意识吗？他还知道吗？还能治好吗？”看到我们缓慢地摇头后，终是绝了希望地盯着老人看。不知在她眼中的父亲是这个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颧骨突起，面颊凹陷，没有生气的老人，还是那个她记忆中无数个年华中重合在一起的父亲的影像。
妹妹最后进来，本以为这个没有意见的妹妹会最平淡，却被她的言语触到痛处。年近半百的妹妹从一进病房就哭，她像家里那个最小的孩子一样，什么主意都是兄长们做主，自己只是听话、受宠的那个。她握着老人的手，带着哭腔不停地说着：“爸爸，我们做得对吗？你就这样走了吗？爸爸，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呀？你真的醒不过来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爸爸！”旁边的护士眼圈红红的，我们扶着妹妹走出了病房。
职业习惯，医生眼中的病人，有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个医学符号、一串串药物名称、一篇篇专业文献的组合体。为了防止职业倦怠和情感枯竭，好多医生也练就了麻木的“本领”，哪怕病人疾病再严重，家属再哭天抢地，哪怕我们已经一百次、一千次经历这种家属的情绪表达，我们也会适当无视这种痛苦，节省下时间，转身去治疗其他重病人。
而这个当下，看着病床上垂老的身体，看生命之气一点点流逝。我能理解兄妹问的那个问题，那个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背后的纠结、痛苦、无力、惶恐，他们害怕这个决定让父亲唯一生的机会消失，担心父亲不原谅他们，又无力继续承担接下来的经济压力，不愿父亲继续躺在ICU里承受不能言说的痛苦。我有些后悔，后悔自己的回答太职业化、太冷冰，后悔当他们问我那个问题时，自己没有肯定地回答说没有意义，也许这样能减轻他们一点痛苦和良心上的追问。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我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受文化、环境、教育、经历影响， 各有不同。没人能逃离死亡，也没人知道自己究竟会怎样面对，只有死亡来临时，我们才真正知道。作为医生，我能做的，就像尊重参差百态的生活一样，尊重每个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在能力范围内，给予可行的帮助和建议；作为人，我只想给予拥抱和理解，这痛苦终究会过去，斯人已逝，惟愿余人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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