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五兆

        马五兆，幼时与我为幼儿园同班生。1964年，我俩均被李阁老小学录取，且再为同班同学。五兆在其少年时代，言行举止乃透着老派之风。受家父如飞先生之影响，五兆从小嗜爱读书。文革期间，学校一度停课，而五兆，安得宅在家里，闭门阅读其父藏书。一日，我光临太仆寺街马府，见五兆正卧榻阅读。走进细看，其所持如砖厚册典之书名，乃为烫金“资本论”三字，顿刻，令我惊诧不已，继而心生佩服。

        与五兆兄相处，令我最舒服的感受，就是其为人谦和，只是，他有时惯于我行我素，不拘小节。

        文革初年，我们恰读小学三年级，当年的语文课本，被毛主席著作所替代。记得一日，老师讲授《纪念白求恩》一文时，尽兴地展开叙事，其中一段，说到白大夫某次为伤员做手术时，恰逢日寇偷袭，枪声渐近，险在临头……，这番画面感极强的叙述，令教室安静至极，一个瞬间的停顿后，老师抑扬顿挫的说道：“这时，只听得山上传来…”，话未说完，教室突然传来一声排气声响，在片刻间后，引来窃窃笑声。师大怒，当即勒令肇事者起立，但见五兆同学，慢悠起身，师斥：汝为何如此反动？五兆凛然回复：屁，乃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师大怒，撂下课本，以激昂状，对五兆这等行径进行上纲上线的怒批，半个时辰过后，下课铃声响起，师方罢休，面带一副愤慨状，走出教室。

        一年后，为落实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北京各中央各机关，掀起走“五七大道”的风潮，五兆兄也随其全家，迁至河南长葛县的五七干校，至此，我与五兆兄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