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个人旧作《教育行思录》
园丁很威风地斜挎着电动大剪刀在校园里剪冬青，剪刀过后，那凹凸不平的冬青“墙”变的如线一般直，很是齐整。我问他，鸟枪换炮了。他抖抖身上的大剪刀说，早就买了。昨天不是用的小剪刀吗？我问他。昨天那是剪花，剪花不能一刀切，得一根根的剪。冬青墙子不能用小剪刀，一辈子也剪不齐。还是这玩意好用，他冲我晃晃手中的小剪刀。
无意中，园丁说出了一个教育的大问题。
文学作品中常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未来的“花朵”。我们教师该如何来培育、修剪祖国的花朵呢？我们什么时候用“大剪刀”，什么时候该用“小剪刀”呢？平日里说得最多的是“因材施教”，就是要怎样选择“剪刀”的问题，但我们做到了吗？
现在的重点学校一个班少者70人，多的达到90多人，不消说，这样的状况教师是无法“因材施教”的。一个做班主任的朋友，他的班上今年竟有102名学生，每个学生谈一次话要用去他一个半月的时间，“现在的学生想和老师说的话很多很多”，所以当和学生交流时他就不会轻易地去打断学生，但这样有时就会出现“一个学生谈一个晚上”的情况，这样算下来，他和每一个学生谈一次话要102个晚上，就是三个多月，有时一轮没有谈完，一个学期就结束了。“没有办法就开大班会，许多问题一下子说了，学生再谈就只好说‘那天班会不是说过了吗？’”。但是学生的学习问题、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真的就像一个个不同的花，长短不同，套句托尔斯泰的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们怎能用班会这一把“大剪刀”去找齐这不同的问题？
同样的，打开报刊是许许多多的文章教导我们的教师要用什么什么样的新理念、新理论，教育部门就在那里下达硬性命令，但能不能做？适合不适合所有的学校去这样做？在一个连一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连张课桌都没有、学生上课只能趴在土台子上上课的学校，你让他搞城市样式的研究性学习，怎么搞？不搞又怎么向上级领导交待？年终考核时“这一项是不能得零分的啊”，一位校长这样讲。
再说到对学生的教育，前段时间流行“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认为只要是教师去用心，再差的学生身上也会有优点，然后就去夸，偏偏又有那么多的具体事例，好像这一夸还真夸出了一大批原本什么也不是而现在竟一下子无法不刮目相看的孩子。但是能这样千篇一律去处理吗？如果这样，我们国家还要《刑法》做什么？还要监狱做什么？后来又到处在传颂着实行学生“借分制”的好处。我不是不承认这些办法在对待某些学生上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决不会是像宣传的那样“人人通用”，一个办法也许只能对一个人起作用，也许是只在某一个时间点起作用。陶行知的“三块糖”说得只是陶先生在当时情境的一种方式方法，决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如果对所有犯错的学生我们都拿出“三块糖”，那不仅不是无能，还是可笑了。所以决不可轻易地对所有的孩子“一刀切”，那样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同样即使实行某一办法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不要把这一办法说的神乎其神。一种药到了包治百病的时候，也就什么都治不了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去杜郎口，回去后也扒掉讲台，四周安上黑板，老师讲课也只许讲三五分钟，学生把桌椅围在一起。结果呢？老师不理解，不知道怎样具体操作，学生很乐，原来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现在好了，你看着我乐我看着你好玩儿，稀里糊涂一节课，什么也没有干。“老师在讲台上像个傻子，学生在桌位上像个疯子”。
所以我觉得园丁的办法好，一百种花就有一百种甚至上千种剪法，但该用“大剪子”的时候用大剪子，该用“小剪子”的时候用小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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