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清代选拔官吏有全面而严格的标准，概括起来有四个字——“身、言、书、判”。所谓“身”，便是相貌端正、体格健壮；“言”是指口齿伶俐、表达清晰；所谓“书”，是指字体工整、笔法清秀；所谓“判”，是指断事精准、思维敏捷。刘墉作为清朝官员，定然要通过这四项审核。四项之中，“身”是第一位的。倘若刘墉是个“罗锅”，不仅难立官威，而且有损大清国体，那么即便他出身再高，也不可能入朝为官。而刘罗锅的误传，也是因为京都的方言导致。
民间传说大多将刘墉说成出身平凡的学子，有的影视作品甚至说刘墉家境贫寒。但事实恰恰相反，刘墉出身于清代著名的官宦世家，祖孙三代均官居高位，其门第之高，在清代很少有几人可与之相比。乾隆帝曾特赐刘墉御制诗：“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声勉永继，莫负奖期深。”意思是刘墉出身名门望族，为官应有所建树、不辱门楣。
刘墉的官场生涯，前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这段时期，他刚正不阿，为民除暴，革除了科场、官场的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称为“刘青天”。调任京官之后，刘墉开始奉行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渐渐失去了早年的锐气。由清正刚直到圆滑世故，由慎思明察到糊里糊涂，这均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那便是那些平庸糊涂、不功高盖主的官员更得乾隆帝喜爱。刘墉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宁愿表现得有些小糊涂，也要顺应官场规则以求自保。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他虽一生清廉，但没有做到不失刚正，因此，嘉庆帝赐谥号“文清”，而非“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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