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让我想起了西班牙内战。加泰罗尼亚独立纷争由来已久，原因也错综复杂，西班牙内战与加泰罗尼亚的独立纷争不敢妄说具有”一脉相承“的社会背景，但前者确实对后者发展过程有重要影响。就表面上看，加泰罗尼亚大区与马德里的冲突具有很多历史上的相似性。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和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西班牙内战对这位杰出的“左翼作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的写作风格和动机的形成却是极为关键的。“1936-1937年见发生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其带有政治目的的写作动机）有决定性作用，自此之后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若是他尚在，将会有一部或一篇怎样真实、痛苦而诙谐的作品，不禁让人遐想。这次读的是Penguin Books的Great Ideas系列之一《Why I Write》中第一篇随笔《Why I Write》。这篇随笔创作其写作风格稳健且成熟时期，于《动物庄园》完成后，《一九八四》筹划中。他坦诚地反思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对于写作动机和风格的影响，也表明了一些对于写作的看似随意却颇为深刻的观点。“我认为人们在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成长背景下，是不能准确把握其写作动机的。作家的写作主体是由早期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这点至少在动荡与改革的年代，比如我的早年，是真实的，但是自开始写作起，作者也将自此获得一种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情绪化态度。“
我为什么写作？乃至...成为作家，或许在中国百姓看来更像是一件模棱两可的事，未被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存在，没有谋生的属性，也就少了些独立的筹码。而历代的文人骚客又极为推崇“舞文弄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都乐于留下些“蛛丝马迹”于后世观瞻。中国百姓也从不敢看轻这些，亦或是看清些这一池中什么“浑水摸鱼”又或是“蝇营狗苟”，简单了，一句“不愧是文化人”，一言以蔽之，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分清界限，方便大家。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开篇便提到，他在六岁时便有一种“天生”的觉悟：成为作家。十七岁至二十四岁时，却又想放弃，但很快便意识到放弃这个选择便是对其“天性”的一次暴行，该是坐下写些什么了吧。这种小心、谨慎的思量，让“成为作家”这个选择显得尤为慎重。这更像是一个在盛产作家的国度，一位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优秀且成熟政论时评类作家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第一章'Why I Write' 发表于1946年，奥威尔时年43岁，其与1950年逝世）。
我什么写作？或许，可从在奥威尔的叙述中，先窥探下这份放浪形骸又藏着掖着的“慎独”，有些可爱的——写作动机。
开篇，奥威尔就坦率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直到8岁才见到父亲，他认为这使他养成了不受欢迎的孤单怪小孩独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喜欢编造一些小故事或者和虚构的人物谈话。他认为被疏离和被低估的感受也一定程度上与他的文学野心（literary ambitions）也相辅相成。”文字的力量如同创造了一个私人世界，帮助我逃避需要面对生活中失败的事实。“
整个童年时期，他都确实有意识地参与了一些文学创作活动，如四五岁时创作了第一首关于老虎的诗歌（‘chair-like teeth’），大一些时写了一些尚未完成的乔治亚风格（Georgian style）的自然诗（nature poems），十四岁时模仿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完成了一整部韵律剧本。在校期间，参与了校刊的编辑工作，并将此描述为所能想象的最难堪的滑稽玩意儿（the most pitiful burlesque stuff that you could imagine）。长达十五年以上时间，他认为他自己在从事另一种不同的文学工作：为自己编造连续性的故事——如同只存在于脑海中的日记。当然，“这是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爱好”——说着说着，便把一票人拖下了水，又不禁让读者会心一笑。这样的故事，从沉迷自恋的”奇幻冒险的罗宾汉“逐渐变成仅对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直观描述——”他推开了门，进入了房间。黄色的日光穿过窗帘斜射在桌上，那里有一个火柴盒、半开着，躺在墨水瓶边上。他右手放在口袋中，移到窗前。下面的街上，一辆玳瑁色的小汽车正在追逐一片落叶……“，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直至二十五岁左右。他似乎总是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动，按照不同时期所崇拜的作家风格来要求这种描述写作的质量。十六岁时，他突然发现了文字组合与发音所带来的快乐，即便是此后在他看来并不引人入胜的文字，在那时却能刹那震颤脊梁（'...shiver down my backbone'），如以下节选自《失乐园》（<Paradize Lost>）的一小段文字，用来充作‘he’的’hee'拼写起来增添了不少趣味。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Move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正是这种对描述写作的需求，使他动了创作大量以悲剧结局的自然主义小说的念头，这样的小说充斥了大量的细节描述和醒目的笑容（arresting smiles）,以及部分根据读音选词填空凑成的华而不实的篇章。事实上，他认为三十岁时创作的生平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就属于这一类型。
我们为什么写作？除谋生需求外，奥威尔给了四种其认为尚佳的写作动机，其实，一方面是他对自身向以政治目的为写作动机的转变过程（及其个人经历对其政治立场逐步明确的影响）的回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反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支持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政治思想和立场的形成过程。这四种动机是：一、纯粹的虚荣心（sheer egoism），二、美学热情（aesthetic enthusiasm），三、历史冲动（historical impulse），四、政治目的（political purpose）。
如上文所述，奥威尔认为，作家很难完全拜托早年经历的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有责任去抑制其情绪，以避免陷入不成熟的阶段或消极情绪（perverse mood）之中而停滞不前。但是如果其完全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他也将扼杀了自己的写作冲动（impulse to write）。
这些动机不仅相辅相成，也相互“斗争”，此中差别因人而异、随岁月流转。奥威尔认为，在其刚成年时，前三类动机是超过第四类的，也由此写过一些装饰性或描述性的书。在印度帝国警察机构（Indian Imperial Police）不适宜的工作经历，以及生活上的贫穷和失落上助长了其对权威机构天生的憎恨，也是其第一次完全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存在，同时在缅甸的工作也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理解。但这一切还不足以促成其确切的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直至如上文所提到的1936-1936年间发生的西班牙内战、希特勒等一系列事件。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仍处于一种在写作动机上“进退两难”的局面。
“And later still the times were good,
We were so easy to please,
We rocked our trouble thoughts to sleep
On the bosoms of teh tree.
All ignorant we dared to own
The joys we now dissemble;
The greenfinch on teh apple bough
Could make my enemies tremble.
...
I am the worm who never turned,
The eunuch without a harem;
Between teh priest and teh commissar
I walk like Eugene Aram
And the commissar is telling my fortune
While the radio plays,
But teh priest has promised an Austion Seven,
For Duggie always pays.
.... "
而他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对党派的感知和对不公正的知觉。同时，美学的体验对奥威尔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审视我作品的人将会发现，即便处于鲜明的宣传目的，其中也始终包含着专制政治家认为的毫不相关的内容。我无法抛弃，也不想抛弃在我孩童时期便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尚且安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感知散文风格（prose style），敬爱土地，并从实体和无用的信息碎片中获得乐趣。任何对我这一方面的压制都是毫无意义的。”
而其所要做的就是在“自身根深蒂固的喜恶与这个时代加之于众人的公共而非个人活动之间的协调”。要做的这一点，实属不易，也将产生“结构、语言和真实性的的问题”。如结构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虽然实质上是一本政治读物，但其中一章对报刊的完全引述仍然引起了评论家的扼腕，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将使普通读者失去兴趣——”一本优秀的作品沦为新闻“。然而，奥威尔认同其观点，但其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其写作的动机正是源自于对本应该披露的真相的遮掩或无视，正是因为对此现象的愤怒才有了这部作品。语言上的问题则相对晦涩，他将会尽量增加准确性，减少一定的生动性（picturesquely）。”我发现，任何一种风格在不断熟练的写作过程中，都会被过度使用。“
‘Political language is designed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政治语言使谎言言之切切，使谋杀获得推崇，使清风看似坚不可摧。”
”所有的作者都是虚荣、自私和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最深处都躺着一个秘密。“正是这样的秘密，或者乃至于藏在”伪装”之下的的秘密，值得作者和读者敬重和咀嚼——无法抗拒又无法理解，”如同一个恶魔，有着如婴儿未获得关注而啼哭的天性“。
“好的作品，就像是窗格玻璃，我不能说我最强烈的动机是哪一个，但我知道哪一个值得追寻。“对于奥威尔来说，那些缺乏政治目的作品，往往是死气沉沉的作品，由华而不实的段落和毫无意义的句式堆积，尽是些用以装饰的修饰与哄骗（humbug）。”这样的文字，可能就是平日里所说的“透着一股子酸臭和矫情。”也带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滋味。
奥威尔认为：“任何人对无法在写作中逃避某个主题，只能以一种又一种的方式掩饰。这归根结底就是关于其所推崇的的立场和方式的问题。一个人对其政治倾向越是醒悟，其就越有机会在不牺牲美学和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化操作（acting politically）。”在其十年的写作经历中，其一直致力于“将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动物庄园》（Animal Farm）正是这一尝试的最好证明之一。区区112页的作品（以1945年出初版为准）历时七年创作，我想可能很多中国读者都是在童年时期以”儿童读物“的形式初识到这部作品的，又有不少骚年是在学习英语（plain English）的过程中，开始拜读原版。其中诙谐而生动的语言和”异想天开“的人物设置也曾经令我忍俊不禁，然而当思想、历史和政治知识稍为见长一些再读，慢慢感到困惑甚至难受，尽然没有了童年阅读时轻松愉悦。等对其创作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后，字字珠玑，不寒而栗。
和文学少年们所猜想的大相径庭，如奥威尔所言，一个人作品风格的成熟化也只是对个人性格与特征压制与平衡的过程。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对其早年生活所带来的个体特制所带来的情绪化进行有效控制，但却不是完全压抑。且不说完全压抑违背本性且极为苛刻，这样的压制天性行为也无法产生强烈而质朴的写作冲动，更多是徒然无味的堆砌。从作品品质而言，特立独行与泯然众人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这之间的差异可能在于写作动机的发展与演变，而这其中的变化又得益于岁月熬制下个体与时代的动态平衡。
对于政治目的强烈地文学骚年们，奥威尔展示了一种进化方式，美学与知识完备性是“政治化”兴奋剂。政治倾向并非耸人听闻，对于政治倾向的尽早察觉对实现“政治化”写作有益。客观不代表中立，倾向不代表偏见——“没有作品可以在本质上逃避政治倾向。“他毫不犹豫地直接戳破了文学作品与政治倾向之间的这层窗户纸：”艺术应当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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