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文者,多常思。
文理如何?在于表意,在于言事,文质贵朴,而不在于巧言令色。文可记事,文可说理,文可载道,文可明心。一封家书,二三文字;一封情书,二三心事。未曾见“我”,却又处处有我,这些便也是一篇文章的魅力。有的时候行文写事,便如说话,娓娓道来;有的时候行文写事,便如演讲,波涛不绝。一篇文章,自有其势。不同的人作文,亦会独有其特征。而若是习惯了某个人的风格,仅仅读了一句,便可知是何人所作。
善记事者,多常察细微之处;善说理者,多自有缜密之思。在太史公《史记》中的记言记事,使得一个又一个人物仿佛重现,重新赋予其生命,正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反观司马相如之赋,文辞之华,而今又几人记得?煌煌盛世,壮哉大赋,文辞纷繁,却只会是沉入浩瀚史册。文词成于当时,却可穿越千年。
宣纸之上的墨迹仍在,又会感动着多少后来人?也许是几封信,也许只是几段话,也许读懂它们的人,也许是会在多年以后,也许沉于石板之下。
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如沐春风;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如寒彻心骨;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会痛哭一宿;有的时候,读一段文字,会痴等千年。我们之所以感动,并不是那些文字本身,而在于因那些句子,似是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在旁人的故事里或可指点迷津,而在自己的世界里便恍若重雾之中。
时而如身临其境,时而如重现故人。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便可见得到千年多前的苏东坡,看到那乐观自然,潇洒自在的苏东坡,看到那游于赤壁,辗转千里的苏东坡。或许,那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苏东坡,却是你我心中所愿的苏东坡。文学家的浪漫,便是在于对于心中所愿的塑造,而史学家的求真则在于寻着那存在于史集中的苏东坡。二者虽有矛盾,却亦可同归于一。
在烽火戏诸侯的《剑来》中,近段时日读的时候,便是似乎是“烽火”似是有满肚子的话想和读者说,时而如过日子般的平淡,时而是转折起伏,但对于读者而言,就会有一种看不到头的错觉,就会觉得大结局遥遥无期,而若是真的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却又会有空落落的错觉。“烽火”满肚子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可能亦是如此,只是想将那些想到的,都讲给想看到的人。
夜深梦且长,清茶与酒躺案桌,文质如斯,无关其他,只是絮絮叨叨,想将故事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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