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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曹魏时期，选官体制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汉末的“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现象，至此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深刻影响。由“名士”因素与“族姓”因素结合而形成的士族，其政治势力在不断扩大，士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曹魏统治者在察举、郎吏课试及学校制上的措施，便与之直接相关。
曹操与文帝曹丕之时，仍有一些身负盛誉的名士，依然热衷于交游结党，品题清议，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被曹魏统治者称为“浮华交会之徒”，并加以严厉镇压。如孔融、魏讽、曹伟等，皆以“浮华”事败。但魏文帝至魏明帝时，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浮华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毕轨、李胜等，以“四聪”、“八达”、“三豫”等号相为标榜，合党连群，褒贬人物，交游放诞，倾动一时。魏明帝“以为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他们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已无“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议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尽管他们也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击，但自此以来此类人物却依然源源而生。“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终于形成了“士族”阶层。而魏明帝时那一批高门名士，就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故袁宏作《名士论》，以“正始名士”为首。
学问为本，治能为本，孝悌为本。曹魏之时，这类崇本抑末的要求颇为不少，然而浮华之风日炽日盛，有务本之实者多默默无闻，而趋末背实者反而有盛名于时。于是又有循名责实的强烈呼声。
又曹操曾征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但这也不是要蔑弃仁义，对“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他同样举用。曹操颇有法术思想，但也依然尊崇儒术。他自己“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建安八年特令兴学，还曾表彰名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其选官思想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这近乎汉代四科分类取人之法，取士以德行、经术或功能，但不必一一相兼。
曹魏以降，倡导经术者一般就是官僚政治的积极维护者；相应的，热衷玄学者一般也就是官僚政治的消极损害者。所以，选官中“贡士以经学为先”的方针，针对的并不是文吏，而是“浮华交会之徒”，即士族名士。
曹魏之时关于本、末、名、实的讨论，是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正在兴起的士族名士阶层冲突的反映。《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平叔虚而不治”；《晋书·裴 传》：“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不遵礼法”是就其背离正统道德规范而言，“口谈浮虚”是就其转崇玄学而言，“虚而不治”、“仕不事事”是就其身居高位而不以政务为意而言。所以欲矫时弊而崇本责实者，便不能不在讲求功能的同时，也讲求德行与经术。这三者，都成了“本”、“实”的内容。
此处说明的是，结合当时参与选官讨论之诸人意见，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这种讨论最终将归结到这一点，就是中正考德行，长官课功能；至于孝廉察举，自然以经术策试为主，三者各有针对，互相配合，从不同方面，保证王朝对文官之德行、功能和经术的要求。九品中正制、考课制和察举制环环相应，以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
自曹魏以降，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变动，选官体制的入仕诸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高门子弟，多已不屑由州郡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再次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所谓“清途”。本来就存身于帝国选官体制之中的“以族取人”因素，由此大为强化。
《初学记》卷十二：“自魏及晋，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黄散”指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但散骑侍郎实际也包括在内。黄门侍郎之官名承汉之旧；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则为魏文帝曹丕于延康中新设，采汉之散骑、常侍、侍郎等名目合之而成。“黄散”并称“清华”。
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曹魏散骑侍郎 23人，除去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入仕居官者 6人不计在内，余 17人。这 17人，绝大多数为权贵高门子弟。如钟毓，太尉钟繇子；王肃，司徒王朗子；曹爽，大将军曹真子；何曾，太仆何夔子；夏侯惠，征西将军夏侯渊子；杜恕，尚书仆射杜畿子；夏侯玄，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夏侯尚子；陈泰，司空、录尚书事陈群子；荀，曹操谋臣侍中荀彧之子；桓纂，尚书令桓阶之弟；华表，太尉华歆子；王浑，司空王昶子；司马亮，太傅、大将军司马懿子。又以贵戚拜者：孟康，郭后外属；毛曾，明皇后弟；何晏，尚金乡公主。只有王象一人，是于建安中为曹丕礼遇，黄初中擢拜散骑侍郎的。特别是，这 17人中，有 12人是起家便居此官，占十分之七。
王肃、王浑、钟毓等，都是连经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三职；钟毓后又为侍中，更连历门下四职。由“黄散”迁为侍中者亦达8人。在士人仕途中，如有一次或数次为门下内侍的经历，那么跻身高级官僚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自魏以降，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它逐渐成了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有起家官品，高于所迁官品之事，如袁侃由五品之黄门侍郎迁为六品之尚书郎。但如起家为尚书郎，则觉逊黄门侍郎一等。
曹魏时王朝选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动，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较之孝廉察举，这种仕途的特点是，第一，凭借父祖官爵权势便可轻易猎得，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笺奏之试，亦不须仕郡仕县为“乡部亲民之吏”；第二，入仕起点高，起家便为五六品官僚，而孝廉举前已先仕郡县，举后所拜亦不过八品之郎中；第三，资望清华，升迁便捷，孝廉郎中一般不过补令长，而“黄散”等却可依制“出据州郡”。
汉代察举之考试，有贤良之对策、孝廉之试经术、试笺奏三种形式，曹魏时中止了孝廉笺奏之试。晋代以降，又形成了孝廉射策试经术、秀才对策试文辞的二科并立之格局。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
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可见，由于孝廉拜郎已成通例，不言自明，故汉代史籍多予省略不记。在魏晋史籍之中，在记载秀孝任官时也很可能有类似现象。
魏晋时期的议郎、中郎、郎中，较之汉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议郎实际已无进言议政之责，中郎、郎中已经没有了宫廷宿卫之职。它们都已完全成了所谓的“散郎”，有俸禄而无职事，甚至可以家居而不在朝，属冗散之列。所以“散郎”当时又漫称为“王官”，表示士人是王朝领俸官员，不同于平民而已。“
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太学之外又专设了面向官僚权贵子弟的“国子学”。
还可注意的是“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一句，“白衣”亦可参加试经。古未仕者着白衣，故“白衣”指未仕无官之人。但诸生亦不得谓已仕居官者。这里“诸生”与“白衣”为对称，“白衣”应特指不在学籍者。
给予不在学籍之“白衣”以试经入仕机会，这一制度颇有意义。汉之太学有试经入仕之法，但未见扩大到不隶学籍之自学者；察举一途之明经、文学以及阳嘉制后的孝廉有经术考试，但这均由长官举荐，不能自由报名。曹魏明帝下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亟用”，郎吏如欲参试，大约是个人报名申请赴学官就考。至晋代，遂把学官试经之范围扩大到了“白衣”，学业成于学校之外者，亦有参试之机会了。
据《通典·职官十九》之《晋官品》，尚书省治书、主书、主图、主谱令史官品第八，尚书令史官品第九。《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台四品吏”后，“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
那么“才任四品”，就是堪任乡品四品人士所居的官品八品之吏，如令史之类。这就是太学试经之后一般所得之乡品、官品与官职。
由于散郎等官，不管由察举而得或由赐拜而得，均无具体职掌，只是表明士人已成朝廷命官，可以享受俸禄“坐食百姓”，所以漫称为“王官”或“王人”。傅玄建议使“拜赐”之“王人赐官”就学或躬耕，却不言使之励职勤事，也反映了“王人赐官”本无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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