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了新书，赠送他人，总会在扉页上写，请惠存雅正，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姿态。实际上，心中所希求的雅正，往往仅限于赞誉。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批评自己的作品，或者观点，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一种侮辱，会立刻生成出逆反心理。

然而，偏偏有人好为人师，即使对方不交学费，也喜欢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但是，这些好为人师者，对于所批评的，有时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结果，惹出一身麻烦。

诗人食指批评余秀华，认为她，“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惹的余秀华反唇相讥：“姑奶奶就没打算按任何人要求来写诗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不自由，所以一定要让诗歌自由。”

食指无疑是诗歌界的前辈，对于诗歌具有自己的观点，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只是在艺术领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人的观点不能代表整个艺术领域，也就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就像诗歌，抒发家国情怀也好，醉心儿女情长也罢，只要能够给人带来美的感受，都应该属于好诗。

前段时间，读书界的大佬樊登对于网络文学，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说看一本网络破小说要花几百块钱，看一章一两千字的文就要花两块钱，还强调看网文的都是孩子和屌丝。结果，得罪了整个网文圈，引发了怼声一片。其实，网文中低劣者有之，但也不乏精品，很多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比如《琅琊榜》《甄嬛传》《鬼吹灯》等，无论是原著，还是一些改编作品，豆瓣评分都在8分以上。

文人怼文人，不仅今日如此，自古皆然。凭《简爱》举世闻名的夏洛蒂·勃朗特，对于自己的前辈，《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充满着一种鄙视，她曾在书信中写到：“我可不愿意在她们的那些高雅而狭窄的房子里跟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呆在一起。”

或许受到夏洛蒂·勃朗特的启迪或影响，尽管简·奥斯汀的作品历经二百年长盛不衰，但后世却总是对她抱有偏见。

马克·吐温曾评价说：“一个图书馆只要不收简·奥斯汀的小说，就是非常好的图书馆，哪怕里面一本书也没有。”爱默生则在笔记中写到：“我完全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把奥斯汀小姐的小说捧的那么高，那些小说在我看来格调低俗，缺乏新意，囿于英国社会可悲的陈规陋习，毫无天分和智慧，见识也很浅薄。”甚至，就连丘吉尔这样的政治人物，也对于简·奥斯汀抱有成见：“那些人过着多么平静的生活啊！毫不害怕法国大革命，也不担心炮火正酣的拿破仑战争。只顾循规蹈矩地控制内心的情欲，温文尔雅地解释所有的不幸。”这些对于简·奥斯汀的批评，大多出于同类原因，那就是她的作品缺乏时代感，仅仅局限在婚姻与家庭，和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观点有些类似。

且不说是否必须具有时代性，才具有成为伟大作家的资格，仅从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来看，后人对于她，其实充满了误解，因为，在那些浪博恩、麦里屯、尼日斐花园的舞会和闲谈中，所体现的正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婚姻问题，而且这部小说也从未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

一、门当户对是当时婚姻的硬性指标

读《傲慢与偏见》，有时感觉十分毁三观。达西向伊丽莎白表白时，不仅说出了自己对她的倾慕，而且还说出了自己向她求婚前，曾经犹豫不决，因为感觉她出身低微，自己娶她是一种迁就，另外，达西还认为她的家人不成体统，特别丢脸。

如果放在现代社会，男方在表白时，如此侮辱女方家庭，那所得到的回答，必然会是“去你妹”，不仅成不了夫妻，还会成为仇敌。然而，伊丽莎白却承认达西所说全是实情，所以，虽然她在这次求婚中拒绝了达西，却并不是出于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评价，而是其它原因。另外，彬格莱与吉英的结合，也是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出现了波折。

在《傲慢与偏见》中，男人的地位标志，是有多少英镑的财产；女人的地位标志，则是有多少英镑的嫁妆。不仅如此，亲属的社会地位也十分重要。在早期的英国社会，律师和商人社会地位较低，伊丽莎白和吉英，恰恰有一个当律师的姨夫，和一个做商人的舅舅，便因此成为了彬格莱姐妹用来贬低她们的笑柄之一。

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便是当时英国社会在联姻过程中，所追求的那种门当户对。联姻，自古以来一直具有政治性或者经济性。国王们借助联姻，加强自身的统治；富商们则借助联姻，增加自己的财富。

《冰与火之歌》以欧洲中世纪作为背景参考，王国之间的联姻在对于小说剧情尤为重要，韦赛里斯·坦格利安将妹妹丹妮莉丝嫁给马王，希图得到多斯拉克人的武力支持；“少狼主”罗柏·史塔克因破坏了与佛雷家的婚约，而导致发生血色婚礼，自己提前领了盒饭。在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中，十九世纪棉纺织业的商人们，也借助联姻达到强强联合的目的，西奥多·莱因哈特在父亲的商行学习棉花生意，之后娶了福尔卡特兄弟商行老板的女儿，联合了两家商人公司，成为棉花世界中名副其实的王朝婚姻。

《傲慢与偏见》中，达西能够冲破门当户对的束缚，与伊丽莎白喜结良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极其可贵，类似于霸道总裁迎娶了打工小妹，也因此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戏剧性。

二、婚姻是很多女人仅有的一条体面道路

《傲慢与偏见》里的女人，好像全是结婚狂，她们学习音乐、歌唱、图画、舞蹈以及现代语文，努力读书，增长见识，注重仪表和步态、声调和谈吐，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嫁得一个如意郎君。

伊丽莎白、吉英是这样，她们的另外三个姐妹也是如此。她们的母亲，班纳特太太，更是将把五个女儿嫁出去，作为生平的头等大事。所以，伊丽莎白和吉英在舞会上尽情展示风采，两个小妹妹吉蒂和丽迪雅热衷于向驻扎在附近的军官献殷勤，三女儿曼丽自知长得不好看，便发奋钻研学问，练习才艺，以此获得他人的垂青。

伊丽莎白的表哥柯林斯，是一个庸俗透顶的教士，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遭到了拒绝，便转而追求伊丽莎白的朋友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虽然认为柯林斯不通情理，却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简·奥斯汀阐述了夏绿蒂欣然允诺的原因，那就是：

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夏绿蒂在嫁给柯林斯后，如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港湾。伊丽莎白在拜访她时，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的房间中，餐厅采光效果很好，夏绿蒂却并没有把它改成起居室。但伊丽莎白随即明白了其中缘由，因为如果改成起居室，柯林斯会更多的待在这个舒适的房间，而夏绿蒂也就因此会增多与柯林斯的共处时间，而这恰是夏绿蒂一直逃避的。

嫁出去的女人起码能找到储藏室，而那些受过教育而又没有财产的女人，如果嫁不出去，往往只能选择去当家庭女教师。简·奥斯汀曾在《爱玛》中感叹过家庭女教师的命运，那就是简直还不如被贩到美洲去的黑人奴隶。所以，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女人不怕嫁错郎，而是怕嫁不到郎。

三、这部小说从未脱离时代独立存在

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脱离现实而存在，即使神话，也是植根于现实之中。《傲慢与偏见》同样如此，它从未脱离当时的时代而独立存在。

简·奥斯汀对彬格莱的姐妹有段讽刺性的描写，说她们很骄傲，也很漂亮，即受过良好教育，也拥有很多的财产，她们牢记着，自己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一个体面家庭，只是忘了她们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前文曾经提过，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商人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彬格莱这些骄傲的姐妹们，在嘲笑伊丽莎白那些做律师、做商人的亲戚时，其实自己也高贵不了多少。

18世纪末，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棉纺织业飞速发展，到1801年，棉纺织业已占到英国经济增加值的17%，而在当时，棉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英国西北部的兰开夏郡。《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所以，书中提到的这个在英格兰北部做生意的体面家庭，所反映的正是英国北部工业的历史发展状况。

也是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随着商人财富的增加，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英国的上层社会，以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的家族是其中之一，威廉·卢卡斯也是同样的情况。在书中提到，他是在麦里屯做生意发迹的，后来，在当市长时上书皇上，获得了一个爵士的头衔，从此以显要自居，摆脱了生意的纠缠，一心一意从事社交活动。

另外，丘吉尔指责简·奥斯汀时所提到的拿破仑战争，其实在文中也有潜在表现。在朱虹所写的《傲慢与偏见》序言中，她分析指出，在小说中驻扎在麦里屯的民兵自卫团，之所以驻扎在英国南部，就是为了防备法军的登陆袭击，而这些年轻的军官之所以能够和附近的小姐们跳舞调情，只因为他们防备的袭击始终没有到来。这便是当时的拿破仑战争，对于英国造成的影响之一。

所以，《傲慢与偏见》不仅是一本杰出的爱情小说，它还是一部伟大的时代纪录。在简·奥斯汀的笔下，我们所欣赏到的，不仅是达西与伊丽莎白曲折的爱情故事，更是十九世纪初英国体面家庭中的百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