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猿意马之听笑来老师讲故事

心猿意马之听笑来老师讲故事

终于讲故事了，笑来老师。
讲的是笑来老师父母的故事。可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转折点。
从这故事里，我明白了，贵人不是遇到的，而是你的主动表现才有可能碰到。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几率的大小。等靠要的人，可能偶尔会碰到贵人，但是贵人之后不会再去帮他，因为他在索取。自尊自贵之人，倒是不在意有没有贵人，但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时，不时会有人帮忙。

为什么？这里想到了五个问题，自己来试着找找答案。

1，为什么文中的 母亲 在听到需要钱的时候，直接把房子卖掉，而不是去借钱或者其他途径？

因为父亲在列举需要各种花费，还说了这花费不一定有效，父亲在犹豫不决。所以母亲把房子卖掉，就给父亲断了退路。还有一个原因是，母亲不去借债，不去其他途径，一个是借钱途径少，另一个是不举债就不会有太大注意力在还钱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母亲要担负责任，不逃避。要知道很多人没钱生活了就去借债，然后还不起就继续借，最后利滚利，债台高筑还不起，而做各种触碰底线的事情。所以，母亲经过周全考虑又权衡利弊后，果断决定通过卖房子来解决资金的问题。这样一是不用背负欠债的各种风险，生活能基本保障（单位还可以借助，每月不用还钱生活压力不太大 ）；二是可以让父亲下决心去做该做的事情，直达目的。

2，为什么文中母亲 给父亲买衣服，买了两套，衬衫内衣也是两套？

原因在于人的外在形象很重要，尤其是第一眼。母亲给父亲买新衣服，就是想让他形象上不丢分。这样在办事情的时候，在全国各地的人之间，能够不落下风，不造成障碍。买两套，还是衬衫内衣各两套，一个是换洗用的。另一个展现了母亲做事果断，考虑周全，目的明确。既然新衣服要买，内里的衣服也一并买齐，这样整体形象才出的来。

3，母亲为什么天天去火车站？这对整件事有什么影响？

母亲是考虑父亲的做事可能会因为一些意外事情而无法应对和处理，所以需要同父亲随时联系到。当时的通信条件，通过电报可能会不方便。所以母亲能够想到请列车员帮忙带信，这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也说明了母亲在困难面前，积极主动，各方面找到解决办法，不被困难难倒。典型的富人思维，先做，找出各种方法和资源，再活用起来，达成目的。
这对于整件事情帮助很大，如果及时得知父亲在北京的情况和想法，就能及时给父亲一个建议，也给他一些情绪上的照顾。当时在那么多人天天排队的情况下，父亲的情绪不可能一直稳定，需要一个倾诉对象来保持心态平和。这个通信渠道畅通，给了父亲情绪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作用。

4，父亲和母亲相比，有哪些优点，哪些不足？

父亲做事逻辑清晰 ，思维敏捷，口才文笔都可以。这些优点是他能够去北京伸张权利的直接原因。父亲在日常礼节和谈吐上，表现也不错，所以能够正常和工作人员沟通，可以顺利办下来需要的手续。父亲还有一点就是耐心，离开妻儿独自 在北京35 天，很多时候天天要排队，这种情况下父亲能耐得住气，在跑各个部门时也能正常表现，这需要很强的自控力和良好的习惯。父亲对于事情不会固执己见，当母亲果断卖掉房子后，父亲没有反对，也没有过多考虑孩子没有地方住怎么办？而是相信自己的妻子，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去了北京。说明父亲相信母亲的判断，也能低姿态吸取别人意见。
不足的地方：
父亲 有时候考虑 事情太多，会有下决定不够果断的情况出现，这就会错失很多机会。
父亲可能穷人思维，首先想到自己的不足，自己拥有的东西来界定自己能做的事情。

5，如何做，可以让 贵人的帮助更有效？

结合上面父母亲的故事，概括总结如下：
一是诉求合理简洁，真实坦然。其实也会让对方可以有效接收到你的现状和需求，而且灾难现场，能准确清楚呼救的人最容易得救，因为他们也是对自己时刻觉知，表现出来自我控制强，减少让情绪影响自己的理性思考；
二是要对于贵人也要平等交流，这是对双方的尊重。不要让对方理解为施舍。资源和能力上其实会有较大差距，但是人格上，精气神上的展现，会让你找回这落差，甚至无视它们；
第三，明确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和请求的事情，做好界限划分。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具体人物。不要因为自己得到贵人相助就有一朝得解放的心态。贵人是帮你解决难题，而其他的事情都需要你自己来做，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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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故事：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大量民众涌进了京城⋯⋯他们想要"落实政策"：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中共各级党委，包括统战部门，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进一步全面落实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落实政策工作，不仅涉及了"文化大革命"中统一战线方面的冤、假、错案，而且还处理了一批历史上的遗留问题，使统一战线从长期"左 "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
到了一九八零年，我父亲已在黑龙江省海林县一所中学任教七年，是所谓的"下放"，之前曾被关押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三年。他们那一代人很惨，各种历史上的惨烈都经历了一遍。终于，春风来了，等消息传到边城小镇的时候，听说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陆陆续续获得了"平反 "。
母亲说，"你得去北京。"父亲说，"那得先想办法攒点钱，再说，也不是去了就一定能平反的⋯⋯也就是说，这事儿不是没有风险的。听说有人都在北京折腾了半年多了，也还没落实政策呢。"
我母亲是个在关键时刻比谁都决断的人。第二天晚上，她跟我父亲说，"我把房子卖了，这是人家给的一半费用算是订金，车票已经买好了，明天准备一天，后天你坐火车走，我带两个孩子到单位去⋯⋯"我父亲坐在那里瞠目结舌。
转天母亲拉着父亲去买了两套新衣服，衬衫内衣都是两套，叮嘱父亲，"你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有口才，逻辑清晰，这个我不担心；我们也没做过坏事，所以什么都不怕；只是，到了北京之后，你一定要昂首挺胸，不卑不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之后的许多年里，父亲和母亲把这段经历复盘过太多次，乃至于我和弟弟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那句经典："咱不是去诉苦的，咱是去讨个公平的，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不啰嗦。"
第四天我们全家去火车站，送走父亲。母亲一路带着我们去了她的单位，跟兽医站站长说，"我爱人去北京落实政策去了，家里没钱，所以就把房子卖了，现在没地方住了⋯⋯"于是老站长愣是在单位里腾出一个小房间，成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的暂时住所。
每天母亲都要去火车站，要么送信，要么收信，要么空手去空手回——她想办法说通了列车员帮她捎信，这样比通过邮局快。
第35天的时候，父亲从北京回来了，他成了海林县第一个成功"落实政策 "的人，也是后来所有"落实政策"成功的人里办理最快的那个。一九八零年夏天，我们全家离开了我们兄弟俩的出生地黑龙江省海林县，搬到吉林省延吉市，我父亲在延边医学院创建了外语系，我母亲后来成了医学院的图书馆馆长。
"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父亲后来对母亲说。到了北京，从全国各地来落实政策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想用"自己的悲惨"感动落实政策工作组人员的。拄拐杖的，打石膏的⋯⋯仿佛惨烈可以用来插队一样。父亲说，他就每天收拾得利利索索去排队，要盖的章特别多，有时候要排上好几天才能盖上一个章。但，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叫号的人出来抬头一看，就招手对父亲说，"你，站在那儿干嘛？过来！"相对来看，整个过程不仅非常顺利，并且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贵人⋯⋯
我母亲经常说，自己一生遇到的贵人更多，起码比我父亲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遇到贵人这事儿，她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她说，自己首先得是个贵人，才能遇到贵人，甚至更多贵人。许多年后，我在书里写，你不优秀，就没有有效的社交，其实是脱胎于母亲的教育。其实这是个特别朴素、特别简单，乃至于永恒有效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