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发小住的宅子里,有好几户人家。门前小沟跨进去,宅子天井正侧两面各延伸出一条巷子,直走穿过正面的短巷,就到达宅里的第二个天井,天井靠墙处堆砌着几级石阶,上面错落有致地安着各种盆栽,离地最远的石阶能把绿芽捧上两米多高。天井尽头是发小的家,她家对面住着一位老人家,这些盆栽的主人就是他。
老人头发修得齐整,像大坪草地短促干脆,这头发白,肤色白,衣服也白,是干净清爽的白,神采奕奕的白。老人家身材修长,五官明朗两眼有神,晨起时先要泡上功夫茶,茶过几巡还把杯子洗干净摆回原处,屋里传出收音机声,大多数时候播着音乐或新闻。藏着神秘的主人,他的屋子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曾忍不住轻轻揭开帘子把头往里探,这屋子果真如想象中宁静,家具和摆设都井然有序地守护着他。他不责怪还没学会敲门的孩童,但也装作没看见,孩童便也不觉得失礼,再见他时还像往日自然。他不愿离开这个小屋子,宁愿一个人简单的生活也不去城里和大儿子凑热闹,这在当时实在稀奇。
听邻居的人说起,那日他像往常一样靠在椅子上晒太阳,闭着眼睛就睡着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这一年,他八十有余。
出了大宅子,迎面的墙灰灰的,苔藓长了晒,晒了长,如此反复墙便灰了,若要灰色的印子浅一些,就要刷洗得勤快。孩童不洗墙,常用粉笔在墙上涂鸦,顺着涂鸦的彩色痕迹往下数,那台阶突起的第二间侧房,住着一位老奶奶。老奶奶头发常年盘起露出饱满的额头,圆圆的脸衬得那对老式耳环极巧,拿着针线的手儿顺着线扬起,手腕处的玉镯子就往下滑。
这间屋子是另一座大宅次厅的主卧,左通厅右通巷,这巷子的门一关,路人就不能一眼知晓她在家否。上午这侧门常是开着,下午就要关了去午睡,有时通天开着门,必是又有糊纸的活。这糊纸活得要召集几人,大多为年长者,热热闹闹围着敞开的方桌子,大厅边上放着糊纸需要的剪刀、浆糊、抹具。糊纸糊的不是普通的纸,而是老人仙逝用的寿衣,这纸以紫色居多,又似带着点黄,缀着黑或白。将这纸轻取铺开,沿着虚印一处处折叠,在边缘交合处用抹具均匀地抹上浆糊,或索性徒手抹上,再认真按压,轻轻捧于边上的大方凳。待到三四点散去,糊好的寿衣也不知哪去了,糊纸常剩有纸碎,却不知被谁收拾得一干二净,便始终不得细究这纸的图案。
老奶奶一人住的屋子宽敞透亮,再要放一张大床也仍绰绰有余,顶得上别人一家五口的住所,故而这糊纸定然不为贴补家用。这清晨巷子的门有时也开了又关,对面老太太又只能独自对着空气抱怨儿媳的不是。
孩童整日在家门口玩耍的日子结束后,便都晓得杰先生药铺的位置,幼儿园学校往前走30米,或小学学校往后走30米。“先生”是地方对医生的尊称,这个片区里没有不知道杰先生的,他高高瘦瘦也白皙,戴着一副轻便的眼镜,长年坐在诊桌前,屋子里人再多也能保持安静,大家怕吵着先生把脉,妨碍先生的判断。
杰先生的药铺很小,进门站脚的地方挨着长凳,又挨着先生坐诊的桌子。先生坐在桌子正对面,长凳能坐上几个人,桌子侧边凳上再坐着待诊的病人,其余的人便都站着。药铺里头是卧室,卧室床边上的桌子摆着塑料花盒和一对陶瓷小人,数十年后它们依旧如新地摆在桌上,当然床对面的黑白电视机后来换作了彩色电视。说是卧室其实也通着坐诊的地方,大伙可以边看电视边等待。杰先生把好脉,在一小沓包药纸上揪出几张来逐一铺开,再从药瓶里倒出药片,各种颜色等份地分好。夫人得空时就负责包药包,先将方纸对折成一大一小的三角形,再分别往里一折,余纸一凹,药就乖乖地呆在纸包里。里屋那猫悠闲地坐在凳子上,想起时就撒娇地“喵”一下,好像要把先生夫人唤进屋。
药铺通常要到晚间十点才关门,但门外的灯却不关。那时路上还没有路灯,最亮的地儿属卖饼店铺和宵夜摊子,再就是杰先生门口炽白灯泡发出的光。若天气不好的时候,店铺早早关门,就得靠杰先生这灯了。
长着长着就大了,孩童回到老屋,忍不住进了隔壁的宅子,小屋门紧锁,走到石阶处,绿叶落地上,却感觉不到一丝纳凉的意。原来花是人养的,房子的灵气也是人养的。没有了人,就没有记忆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没有期待打开的巷子门,没有路遇一盏炽白灯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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