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特意拿了两包纸巾。看了一点剧透，周围的人也剧透了一点，我仍然对这部电影保持着力所能及的神秘感。
周六黄金时间的剧场不像想象的那样火爆，仍有大量的空余座位可选，可能这部片子的市场口碑好，排片率高，分流了一部分观众。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潮迭起的冲突。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程勇，挣扎在窘迫的生活边缘，前妻要带儿子移民，要给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可他只能在一个路边店请儿子吃小笼包，儿子要260元买鞋，他咬了咬牙给了；小店的房租还在欠租中，房东一天一个电话催债；父亲动手术急需用钱，上万的医药费让他捶胸顿足……他是那种常见的生活不见得多好整天焦头烂额的中年人。
逼不得已去了印度找到、不是正版的治疗颗粒白血病的药物。大赚了一笔，也逐渐良心发现，后来冒着巨大的风险向病人提供走私来的平价药。正版药要4万多块钱一瓶，他后来卖给那些病人一瓶只要500元。
人性在这里升华，现实的苍凉与理想的火热在这里激烈地碰撞。在感情上同情程勇，他只是纯补地希望能延长那些患病的病人，给他们一些活下来的希望；但现实之下，又不得不承认，程勇的做法并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情与法，如何才能在悲壮的现实之下得到一些融合？
一位患病的老人抓着警官的手说，她把家里的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能不能不去抓他（程勇），她想活着。
看到这里，忍不住泪奔。这是全剧剧情矛盾的集中爆发点。程勇给病人提供低价药，延长了病人的生命，但与法律相悖；警官在主观道义上能理解程勇的行为，但他们是执法者，要维护社会公正秩序；病人虽然知道不符合法津法规的规定，但是牵涉到生死存亡，他们只能选取最合适的方式，一瓶药从4万元到500元巨大的价格反差，让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低价的药物。
在这里对与错的界限模糊了许多，没有义正言辞的对，也没有理屈词穷的错。谁都可以是对的。这是对生命的敬畏。如果没有药物救治，许多病人无法延缓生命，在这个没有选择项的题目面前，生命是崇高的，也是值得珍重的。
程勇最后的形象在影片中得到了升华。印度供方渠道受阻，他从药店以2000元一瓶购买，仍以500元一瓶卖给那些患者。那个市井小店主在这一系列的遭遇、打击面前，人格得到了洗练，他开始像混沌不堪的沼泽，现在已澄清成一池泉水。这当然寄托了一些人的愿望——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就连被程勇打击过的售假药的惯犯，在最后审讯关头仍保护了程勇。
在结束之前，观影的整个过程被焦虑紧紧束缚着，毕竟这样高价格的正版药毕竟不是人人能负担得起的。在影片的最后用文字形式缓解了某种焦虑，程勇案得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一些地区已经把这种药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这让人大松一口气。当然未知还有很多，但在明确的未知前能够把握到一点已知，这是建立安全感的“良药”。
我知道一个家庭面临治疗负担的那种担心与恐慌。
母亲在重症临护室住了许久。每天早上一上班医院都会有一个催费单据，如果不及时缴纳费用，当天的治疗就要中断。我见过一个农村女子为了筹集她母亲的医药费在电话里与人大声地吵架，电话那边好像让她放弃治疗，她说了脏字骂了难听的话，就是为了能让病人继续住到重症室里。她抱了一个八个月的婴儿，举家住在重症室外面的走廊里。我能做的也仅是送给那个婴儿一个苹果、一包牛奶。那种无力感让我承受母亲生病的痛苦时又额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还见过经常“消失”的病人和家属，有一些是放弃治疗，在重症室里的危重病人如果放弃治疗，大多意味着不可能有的“明天”。
影片之所以获得了较大的认同感，是因为与当下关注的热点问题相重合，这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位买了重疾险的朋友在看了影片后说，她还想再加一份保险，似乎只有这样才缓解那种焦虑与害怕。
这部影片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程勇的原型也是一位颗粒白血病患者，他自己为了治病，到印度买药，也帮助别的病人带药，后来历经关押到关押释放。百转千回之后，还继续与疾病斗争。
而在影片，程勇更像是“见义勇为”，因为他自己和身边亲人并没有生这种病的经历，他看到那些病人治疗疾病的残酷现实后，才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
现实是残酷的，但残酷之中仍有光明，片尾用字幕告知的这个事件的后续结果，令人颇感安慰。毕竟这是一种保障，这种保障就像在大海里游泳旁边存着救生圈一样，一旦遇险，就能让你可能顺利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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