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閲讀朋霍費爾，正是在幫助我們閲讀自己。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處境之後，朋氏的聲音依舊振聾發聵！）
1945年4月9日，在被德國人稱爲“加西莫多主日”（Quasimodo Sunday）之後的周一，朋霍費爾在福羅斯堡集中營被處決，他走向刑場，並似乎帶著堅毅與盼望説道：“這就是一切的終了；對我來説，卻是生命的開始。”
朋霍費爾一生處在納粹崛起到滅亡的時代背景之中，在短暫的經歷了不到一年的美國之行后，朋霍費爾于1931年再次踏上故土。作爲一名神學家和牧師，他開始尋索基督教和猶太教傳統，並以此激發出造就和平、異議與公民的勇氣；他對路德宗的稱義觀的理解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不再將恩典當作一種超越性的觀念，而是作爲一種要求順服和行動的神聖命令。
回到德國的朋霍費爾在與卡爾·巴特的兩年交往中深受影響，而此時納粹政黨已經漸漸成爲了籠罩整個德國的烏雲。朋霍費爾帶著前所未有的急迫感和危機感，反思備受威脅的教會存留，及其神學之用處等問題，開始警告世人未來的趨勢。
也正是在這種對於時局的關注、對德國教會的擔憂，以及對於猶太人遭受愈加嚴重的迫害中，朋霍費爾在其神學影響下投入到了一場“順服與行動的神聖命令”之中，正如貝特格所言：“僅僅在口頭上認信，不論多麽勇於表達，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背負殺人共犯這個罪名。”朋霍費爾因此參與到刺殺希特勒的密謀行動之中，此時的他已經不僅僅只是勇於説出“認信”的真理，更是投身在直接的反抗行動中，而且是以認信的方式參與反抗；他認爲“只把上帝挂在嘴邊，卻不願意在上帝安置他的現實世界中弄髒自己的雙手，是一種錯誤的神學思想”。在《團契生活》一書的導言如此描述朋霍費爾：“他看不到退至任何無罪、正義、虔誠的庇護所中的可能。體面人的罪在對責任的逃避中揭示了自身。他看到這種罪落在他身上，因此他選擇了他的立場！”
刺殺行動的失敗直接導致了後來朋氏的被捕及最終的死亡，而在回顧這段抵抗史的時候，我們不應誇大或塑造朋氏為一種英雄主義的形象，他在整個抵抗或刺殺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動機也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且似乎充滿著掙扎。但又無可否認的是，在整個德國路德宗因爲國家崇拜而喪失行動能力的情況下，朋氏立場堅定地反對希特勒，這與絕大多數恭順的傳道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正是他在抵抗運動中的獨特性，為我們提供了在反抗不/義/政/權下一片基督教思考的空間，並為傳統上被定位謀殺罪的行爲提出一種道德的依據。 在獄中朋氏再次指出基督徒和教會爲著將他們的國家從希特勒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而所要作的事情，並聲稱自由“不是藉著騰雲駕霧，而只應是藉著行動”。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蓋，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將與我們同在……”朋霍費爾這首寫於獄中的詩歌後來成爲所有無權勢者的激勵，他在《作門徒的代價》中説到我們不是要將耶穌的話“當作一種理想來討論，乃是要我們與它打成一片。唯一正確的反應只有照著它去行……只有另一種可能就是不照著它去行。想照著它去行而又不去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實踐，才是真正的信仰的價值，才是在風暴中，在面對不/義/政/權中應該持有的真理，“上帝都將與我們同在”才在實踐中成爲我們的動力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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