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读者》里有一篇文章，谈打工妹。他担忧自己的工作一方面给闭塞农村少女争取独立的思考，另一方面形塑她们对城市的欲望——等她们来到城市，发现高楼大厦里光鲜亮丽的生活与她们仍旧遥远，最后沦为工厂里被压榨的打工妹。
曾经中国的人口红利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在我们感叹劳动力廉价的时候，是否注意过那些作为个体被压榨在流水线上的生命。
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甚至初中就出来，然后走向工厂的打工妹，她们有怎样的故事？
我的母亲，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在制衣厂做女工。我问过母亲的经历，十岁以前生活还挺幸福，在村子里算家庭条件好的，大家都叫她“小姐”。十岁时外婆喝农药自杀，此后外公再娶，又添了两个孩子，家里一共四个孩子，她最大。母亲曾不止一次说起，初中县里办运动会，她是拿奖里的孩子里，唯一一个穿着布鞋参加比赛的。我冥冥中感到一个十几岁少女的心酸。
初中毕业后进城，先在小餐馆做工，后做家政，遇到父亲。婚后经熟人带着做衣服，此后一直在工厂打工，成为打工阿姨。
母亲是上一代的打工妹，我不清楚她还是十七八岁时对城市生活是否有期待？如果有，是怎样的期待？一个十几岁的未成年少女对未来、家庭是怎样的想象？我没问过，也不敢问，我只知道她19岁结婚，确实有家庭的原因。20岁，她生下了我。
在我眼里这位打工阿姨和那些渴望“出城”的女子，最大的不同是有了家庭和孩子。母亲对城市没有渴望，只有生活里的精打细算，生存的艰辛。她或许是感受过、明白了，城市里的衣装革履不属于她，她只有自己的小家和孩子。她认命。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可以任劳任怨。
相应的，匮乏的教育让她在遇到派出所调查流动人口时，总觉得自己被欺负。这个善良的打工阿姨，小心翼翼在城市里扎根，从出租房到三环外二手房，努力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
那我呢？我曾在电视里看到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信，想念甚切，感人肺腑。可惜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还小，无法感受。记忆里更多与父母生活的琐碎，有不善言辞的温柔，也有不理解的互相指责。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就成为留守儿童，那么此刻这个努力阅读、思考人生的我就只能出现在平行宇宙。我的大伯一生在农村，养育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老幺就是那个儿子。五个孩子都是在农村接受教育，没有上过大学，四个堂姐先后做过制衣厂的打工妹，现在在城里做生意。
老家有奶奶，小学时每年寒暑假我会被送到农村的乡下，给奶奶带。如果我成长在农村，那么我很有可能和大伯家的孩子一样，无法进入大学，以打工妹的身份在城里和父母汇合。
较几个姐姐的来说，我受到更好的教育，成为一个能思考的人。另一方面，城市底层的见闻让我更渴望衣装革履的小资生活，甚至金字塔顶端的上流生活。我和打工妹的欲望是一样的，只因起点不同，望到的高度有差别。打工妹羡慕嫉妒走出农村的人，我渴望跨越和同桌间城乡口音的差异，以及他总能得到用不完的零花钱。
梁文道谈到“打工妹从前抗争农村生活里的性别分工，将来抗争劳动关系里的压迫与不公”。当我作为一个幸运跳出了农村的生长圈的孩子，作为打工妹的二代，我的命运抗争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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