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天气转晴。
门前的大池塘在前几天就把水放尽了。我们乡下俗称“干塘”。
干塘通常是过年时节才会有的热闹。只见塘里的泥巴被太阳晒着，田螺在半干半湿的软泥里蠕动，留下弯弯曲曲的印记，活像一幅幅地图。
我以为，池塘底部大概有很多细菌，每年干塘是为了让池塘底部晒太阳消毒杀菌。
不过，我妈说我是新闻看多了，胡说一气。
我呵呵乐了。
说实话，我怀疑自己魔怔了。得知武汉从今天开始封城，我早上醒来，刚睁开眼睛就摸着手机新闻，刷新确诊人数。
我反复告诉母亲:一定不要出门，一定不要去邻居家串门，一定要取消亲戚间拜年的活动。
母亲十多年不在家过年，她自然希望和村里的老邻居们走动走动。而母亲的兄弟姊妹之间，也说要来我家看看的。
一听说了情况的严重性，母亲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打电话给各位亲戚，说等疫情过去了，再相互走动。这些亲戚们也都理解。
我这才算放下心来，安心宅在家里等着过年。
谁知道这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个小状况。
晚餐，我们做了一份新鲜鲫鱼汤。乡下的鱼，说不出的鲜。侄儿皮皮夸赞鱼汤的美味不过一秒，他就捂着嘴说喉咙里卡了鱼刺。
二姐劝他用老办法吞咽一口饭。皮皮照做，感觉鱼刺卡得更深了。
又提出喝醋。他摇头，说刺紧贴着他喉咙底部了。他说之前在大学里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最终喉咙发炎化脓，是去医院取出来吃药治疗的。
咱们镇上的卫生院离我家有点远，推测设备有限。且这个时候去医院，咱们家没有一个口罩，万一碰到发热病人怎么办？因此心里敲着小鼓。
但若不去，万一鱼刺卡得更深了，半晚上闹不舒服，又如何是好？
看看天色，黑色的天幕已经拉下来了。门前的油菜地在暮色里变成了墨绿色，乡村水泥路上昏黄的路灯次第亮了。
看看皮皮摸着喉咙还是不舒服，当即决定我和另一个侄儿陪着皮皮一块儿赶紧去镇上卫生院。
步行四十分钟后，到了镇上。
乡卫生院漆黑一片。我们从正门进去，看到侧边急诊室的门开着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夫坐在里面，桌子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有意思的是，大夫并没有戴口罩。
我们上前，简单讲了一下情况。医生这才拧亮一盏大点儿的灯，慢慢拿出一个棉布口罩戴上，瞄了一眼患者，说:“鱼刺卡了，不要紧的。”
“那麻烦您看看，有没有办法取出来？”我们说。
大夫站起身来，一只手拿棉签压着患者的舌头，另一只手拿手电筒照了一下，说:“看不到。如果你们坚持要取，那就明天去青山桥镇上（邻镇，相距约15里）的卫生院看看，那里有喉镜。”
我们只好谢过医生，再问问卫生院有没有口罩卖。
医生摇摇头，说:“没有。”
我们仨走出乡卫生院，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决定还是先回家，实在不行，做好明天返回市里检查的打算。
晚上八点多到家，我又在百度上查到了口含白糖的办法。但家里哪里有白糖？七十多岁的母亲打着手电筒，准备去对面商店买些白糖。可皮皮坚持不实验，也不让买。这个偏方只好作罢。
想到如果真要返回市里医院检查，也是件麻烦事。毕竟此时是非常时期，而且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皮皮就说喉咙仍然没好，出门打算去青山桥医院。
他出门没走几步，喝了一口矿泉水，突然说:“好了！刺没了！”
一家人顿时松了口气。
后来，听说青山桥镇上有一个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据推测，该患者那两天恰好去青山桥镇上的卫生院看了病。我们庆幸那根鱼刺被水带下去了。
也许我们过于紧张。但年下这个时候，还是觉得尽量不去医院为好。
大年初三的中午，谁知道我烧火的时候，不小心又被油烫着了。
飞溅的油把我的棉袄烫出几个洞来，还有三滴油溅在我的右手上。
当时天气冷，我的手也没有太多知觉。过了一会儿，二姐忙让我用蛋清涂在伤口上。
饭后，母亲一看伤口有点大，很担心，说第二天一定会起大水泡的。而家里没有任何药，万一感染就更麻烦了。
我其实倒不甚在意，也庆幸伤的不是脸，不是眼睛。但看二姐和母亲这么紧张，百度了一下，说放到冷水里浸泡半个小时是有效的。我当即就试了起来，也劝大家不用紧张，也别出门去。
二姐很不放心，到底派我外侄儿去镇上的药店买烫伤膏一支。既然这样，我叮嘱他再买些医用棉签，一瓶络合碘回来消毒用。
这些药后来果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伤口经历了起大水泡的过程。我又在朋友圈里咨询了医生，知道如何处理水泡。大约五六天后，伤口开始愈合。
母亲看着的手快痊愈了，笑道:“谁要你在乡里专门待在灶台后面霸着火钳烧火？我要撤你的职。”
我厚着脸皮求饶:“妈，乡里烧火最舒服，求您别撤我的职！您这是担心我把您劈的干柴烧光了，别小气呀！”
妈妈被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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