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负能量预警）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丁丁说他曾有天真忤逆的时候。他固执的时候两眼瞪的不小，鼻孔出气，像一头气急败坏的小公牛。
我说活久见。我可从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丁丁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康老师争论某道题的理解，老师说不动我，就说一会儿上课的时候让大家讨论讨论看，大部分人肯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当时我就急了，我跟老师板着脸说你不能用人数的优势压制我，就算大家不同意也不能证明我是错的。
我说你厉害。
丁丁没理我，接着说：你知道吗，我话一出口，感觉自己像个不屈不挠的斗士，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但在下一秒钟，我却想到了我不愿去考虑的情况：万一，我是说万一，我错了呢？
后来的结果我忘掉是怎么样了。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偏执的那一刻，我感到某种意义存在。
事后郭老师跟我说我和康老师像是要打起架来的样子，我说放心吧不会打的，我打不过他。
1/6和1/9的辩驳
那时候几个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教室的隔壁，我是办公室的常客，以致有次我一进门，几个老师瞪着我，像是死神降临的那种感觉。等我走向我要找的老师，其余的都松了口气：这小子没找我麻烦。
在我跟老师争斗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破坏力最严重的，被我称为“1/6和1/9的辩驳”。
那是一道遗传题，大概是要预测子女患某种病的概率。给了一堆条件，能算出父母各种基因型的概率，有两个小问，我和老师争论的焦点在第二问。
那接连好几天，每个课间我都会去找马老师说明她是错的。每次去之前我都会准备好我的例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师进入我的陷阱，但老师总在关键时刻给出与我意料相反的结果。于是我就明白她错在哪里，我会回去重新准备新的例子。
后来一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了。
后来马老师表示她跟教研组的老师讨论过了，他们认为我是错的，并宣布了我来讨论的无意义（对高考无益）。
在经历了一个辗转的夜晚之后，我接受了这种无意义，那天我十七岁半。
我没接受我是错的这一点，我只是接受了争论的无意义。头一次，我意识到蛰伏在自己性格里的征服欲，而要激起这个欲望，是何其容易。
后来，我分明地听到自己跟同桌说：我这种山石的性格，还可以再保持五十年。
再到后来我就明白这有多么可笑。后来的我也没承认自己从山石被磨成了卵石，我只是否定了这种划分的意义：真的没有必要去纠结，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己做起？
我记得有一次这样写的日记：
“你想偏了”。这是一句伤人的话。好几个老师否定的面孔，因王老师这一声无意的评语，在我脑海中连成一片，循环播放着。我坠入悲伤之中。
直到高考前的二十天左右，我终于开窍，在那次著名的排毒养颜大会上，我跟大家说“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己做起。在跟老师们打打杀杀这么久之后，我决定改变我自己了”。这是在模仿那个《中国合伙人》里的孟晓骏：
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儿，唯一不变的，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
而在那之后不久，我的日记里又多了这样一些血淋淋的文字：
我是一个喜欢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所谓“思考”，实为幻想。所谓我要做出的改变，是对高考、对老师、对标准答案的“屈服”。
这大概是怨念在求知和求升学不相容时那种无助的挣扎吧：你想的这些，高考不会考的。那段时间被我认为是一生中心神最为压抑、最痛苦的时光。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这样想，而且早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我就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我只是喜欢这种不一样的感觉而已，我的初衷可能是我心目中的正义，但让我更上瘾的是追求正义的过程。偏执本身成就了意义，偏执为何也就不再重要：只要它足以唤醒这头气急败坏的小公牛就够了。
最后的晚餐
关于我跟马老师争论到底是1/6还是1/9这件事儿，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偏向贝叶斯主义的：观察到新的信息，就去调整先验。而老师的想法是频率派的。如此看来，争论是难免的，互相不能说服也是难免的。
丁丁说这种争论本身即成意义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一次。但他不打算以后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那种感觉很糟糕。
有些事情只有在复盘的时候才会变得清晰。你看那时意气风发、金光闪闪的自己，活成的，却是一个可笑又可怜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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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喃旧事：关于我这个生于96，长于00和10年代的男生的微不足道的故事。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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