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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者，汉之高祖也，从一介亭长，在秦末丧乱中，以区区汉中之地，越4年时间，平定天下，开辟两汉刘氏近400年国祚。
刘备者，中山靖王之后也，虽沦落到卖草席为生，但也壮心不已，从184年，23岁时认识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参与打击黄巾起义开启仕途，到219年在汉中进位汉中王，开创蜀汉，为汉朝延寿40多年，却于4年后因夷陵之战不顺，急愧交加，死于白帝城。
每次读史即此，很多人都会问，汉初刘邦、汉末刘备，一头一尾，都以汉中、巴蜀为根据地，为何命运如此不同？
这里就必须从两者面临的大环境说起了。
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启东周列国持续5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因护送平王东迁而被封为诸侯国的秦就一直以暴虐、苛酷、不讲信用，诡计多端而闻名。春秋虽然秦穆公震慑西戎被列入春秋五霸之一，但到战国经历了百年的衰落， 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以耕战立国，将辖区打造成了类似监狱的体系，以劫掠周边富国强兵，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至公元前221年，秦攻占六国，将惨不忍睹的“秦政”扩散到各处，还收缴民间兵器、修筑长城、阿旁宫、骊山陵，导致大批民夫死在工地或路上。这也就造成了秦国的人心涣散局面。秦始皇嬴政逝世，二世胡亥即位，残酷压迫有增无减，这才有了陈胜吴广起义严重削弱了秦国的实力，六国贵族重新带领百姓纷纷举兵反秦的局面。
刘邦、项羽两支起义军，是其中战斗力比较强的，特别是项羽在公元前206年的巨鹿之战歼灭秦军主力，为刘邦进入关中、夺取首都咸阳创造了条件。
后来，项羽作为各诸侯国的实际首领，以大军兵陈灞上，邀刘邦“鸿门宴”达成了默契，刘邦被封在地处偏远的巴、蜀之地，称王汉中，定都南郑。而项羽作为六国贵族联军的大将军（楚武信君），回到了彭城，向自己的“义帝”——楚后怀王熊心表功去了。
但是楚后怀王熊心和汉献帝刘协就非常不同，是一个有主见的人。熊心本是楚怀王孙子、楚顷襄王儿子，在楚国灭亡后，隐匿民间为人牧羊。项羽的叔父项梁起事后，采纳范增的建议，自称武信君，立熊心为楚怀王，以从民望。而楚后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为王。项羽矫杀宋义，在巨鹿之战中大败章邯，熊心被迫以项羽为上将军。刘邦先入关中，项羽使人还报熊心。熊心答复：照原约办，项羽因此怨恨熊心，于是佯尊熊心为义帝，徙于长沙郴县，而暗中令英布等人将其弑杀。
相比之下，汉献帝面临汉末糜烂局面，以及董卓、李傕和郭汜、曹操等“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表现得首鼠两端：一开始明哲保身，后来又策动董承和伏完起事反曹，而事败之后又懦弱地将责任推给董承等人，对曹操父子言听计从，始东汉中期后一路下降的权威被折扣殆尽。
在这里，义帝熊心作为项羽召集故楚旧部的“道具”起码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人心士气的作用，尽管有任命非贤的宋义为上将军以节制次将军项羽的不妥，但毕竟这是人之常情，熊心被项梁、项羽叔侄拉来造反，风险自不待言，不安插“自己人”又如何控制军队，至于项羽军中因“宋义贪腐、意图靠贿赂送儿去齐国为官”的传言是否为项羽传出，为矫杀宋义制造“军人哗变”，更难以考证。
更重要的是，刘邦尽管先入关中，而项羽在巨鹿以9万联军打败20万由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部队，论功当然是项羽更大，因为章邯率兵和项羽带领的多国联军决战是建立在胡亥和赵高的战略错误上——希望重演公元前260年白起打败赵括的“长平之战”拉开秦灭六国序幕，忘记了秦末天下大乱，秦军更多地是面对各种打着以前六国旗号的游击队。而项羽杀宋义，进军巨鹿，无疑是给了秦军和联军战略决战的机会。如果还是按照宋义的策略，驻守安阳、作壁上观，刘邦区区3、4万人的队伍即使到了咸阳城下也很快会被回防的章邯率部赶走。秦军调整完毕后，哪怕六国稳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又可以重演“远交近攻”局面，将六国一一拿下。
问题是，义帝熊心依然要项羽履约，承认刘邦为天下共主，成为新的“天子”，熊心作为诸侯王，而项羽作为熊心的上将军。义帝如此作法同样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相当于为自己上了双保险，从而彻底驯服项梁、项羽叔侄。那么，项羽后来爽约自立，将刘邦赶去汉中，又设计害死了义帝熊心，无疑是解除了重新建立的六国的野心紧箍咒，将秦后的天下拖进了“楚汉战争”中。
这样一来，刘邦“约法三章”的“仁治”令关中百姓怀念的同时，“烧毁栈道”，表示自己无意和项羽争夺天下，自然赢得了人心，为赢得楚汉之争创造了条件。
相比之下，经过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皇上频繁更迭的乱局，汉献帝刘协已经成了各路军阀的傀儡，至于经历了黄巾起义，天下百姓人心思变，东汉的权威已难以存在，故刘备尽管前期有仁爱百姓之名，但是举起东汉的旗帜，还是吸引力有限。
而在具体的策略层面，蜀汉尽管有刘焉、刘璋父子经营多年，但是经历了“五斗米道”张鲁的叛乱，益州人口依然大量减损，西蜀可供动员的战争潜力实在有限。比如217年至219年的刘、曹“汉中之战”里，蜀国到了妇孺都去为刘备军运输粮食、男丁纷纷上战场的程度，才赢得了汉中之战“定军山”的惨胜。相反，曹操一撤军，就可以回去轻松整饬内政，布置对孙权和刘备的防御作战，哪怕刘备在汉中之战后还夺取了魏兴、上庸、新城三郡，也依然是难以很快补充夺取汉中过程中造成的损失。
更关键的是，刘备和孙吴虽然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中能够成为联盟联合抗曹，但是在汉中之战、刘备自封“汉王”后，孙、刘必有一战，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何况，荆州仅是刘备“借”来的，如果还给孙权，孙权可能就会利用荆州作为跳板，由东向西进占巴中，并进而威胁成都。要知道，当年孙权占据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大量未开发土地，且人烟稀少，如果占据蜀中粮仓，可以为孙权势力缩短与曹操统治区经济实力的差距。
因此，刘备在219年称王的局面比刘邦恶劣得多——东、北两方向皆为敌手，而且还汉初相比，道路的通畅和科技的发展，蜀汉不再是仅有蜀道和中原相连。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刘邦在公元前206年烧毁栈道之后，很快又能在该年8月出兵进占守备空虚的关中，还在于齐、赵两路诸侯叛乱，鉴于齐、赵两诸侯都离项羽统治区中心彭城较近，故项羽只能调兵遣将，集中打压齐、赵，特别是在公元前205年灭齐之战中，项羽四处屠城，刘备乘机收服其他五路诸侯攻打项羽，并于公元前204年与项羽议和中分天下。此战之后，项羽统治区面积大大缩减，且都是经历了伐齐战役生灵涂炭的地方，而富裕的关中、西蜀尽数落在刘邦手里，从而奠定了公元前202年统一天下的胜局。
综上所述，刘备不能复制刘邦的胜局原因在于，一、人心已不向东汉，再立汉中王无法获得人民信任；二、经济重心进一步转向中原，曹氏用心经营，生产恢复、发展很快，而西蜀与中原经济差距拉大；三、汉中之战惨胜虽然奠定了三分天下格局，但蜀汉成了战争潜力最低的地区；四、过早称汉王引发了孙权势力的忌惮，使抗曹统一战线无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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