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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经济的形成》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
新世界出口的农产品，大部分是奴隶种出来的。种植园几乎都位于岛屿上，要不就是在海岸附近。因此，尽管从中国内陆输往江南和岭南的货物，在自由劳动者面临收益减少，转而把更多心力投入手工业时，会出现增长停滞的情况，但来自环加勒比海种植区的出口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无须担心旧世界森林居民迁离河岸后所面临的运输成本暴涨的问题。
非洲规模庞大的境内奴隶买卖，让欧洲人相对来讲较容易在那里取得奴隶（前提是手上得有奴隶主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西班牙、葡萄牙王国也较中意跨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更甚于在新世界掳人为奴，因为前者更容易监控和课税。
在 1760 年至 1810 年把奴隶输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花费，约相当于同时期蔗糖出口收益的四分之一，而从英国进口货物到新世界的总值则约相当于蔗糖收益的二分之一，最后剩下的四分之一收益，则相当于从英属北美进口的食物和木头的总值（不计入直接将这两样东西拿来换取糖的数目）
几乎所有在旧世界里身不由己的经济作物生产者也会一并种植自己维生所需的作物，但反观许多新世界的奴隶却几乎没有机会从事自给性农耕。
像中国西南部这样自由劳动型的边陲地区，即使拥有新世界一样的生态丰饶程度，对欧洲也不会产生同样大的助益；东欧（或后来的爪哇）之类的边陲地区亦然，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虽然被迫兼差从事出口导向的生产活动，但其主要的经济运作模式仍是以基本维生需求为导向的。波托西（ Potosi ）的白银出口量是个很好的例子：随着此地原住民人口逐渐恢复，此地再次出现自给自足型的地区性经济，而这却导致其白银出口量开始下跌。
在欧洲通过能源所生产的大部分资源（包括食物），其价格在整个 18 世纪期间，相对于工资和其他商品，都是上涨的。 [14] 这使得新世界的种植区成为新一类的边陲地区，其进口量足以使本地与核心地区的贸易保持相当程度的平衡。此外，这类地区的进出口彼此也会刺激成长。糖出口增加总是促成奴隶进口增加，而食物与衣物进口增加，往往也使种植园欠下更多负债，从而使种植园在隔年不管价格而卖出更多糖。
在当时大部分人仍与自给式生产离不开关系，且世界也尚未步入大部分生产活动均需昂贵资本商品的时代，新世界人口的锐减、殖民地法令和蓄奴这三项因素合力打造出了一个新型的边陲地区，能够替他地提供愈来愈多的原材料。
新世界的市场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提供了日益扩张的母国市场所无缘拥有的东西：新世界和奴隶贸易能在无须动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生产的制造品以合理（甚至日益下跌）的价格转化为愈来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产出的食物与纤维（以及后来的木材）。
若没有白银可用来协助支应殖民地治理开销和用来购买亚洲货以转运到非洲和美洲，则“生态上的意外收获”恐怕无缘如此大量地输送到欧洲，欧洲的生态压力是否还能从旧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那么多纾解，恐怕也是未定之天。
糖在今日常被斥为“垃圾”热量的来源，但在较贫乏的日常饮食里，它可是甚有价值，能够防止珍贵的蛋白质被燃烧成能量。
大麻和亚麻都是非常需要投入密集的劳动力和粪肥的作物，因此大部分人只把它们当园艺作物来种。不管是在英格兰，还是在北美洲，就算经过三百年的官方推广和补贴，也还是未能促成更大规模的大麻和亚麻生产。
长久以来，羊毛一直是欧洲主要的衣物纤维，但要饲养足够的绵羊以替代英国用新世界的棉花所制出的棉纱，将会需要非常惊人的土地面积。在 1815 年时需要将近 900 万英亩（根据标准农场的比例换算）， 1830 年时需要超过 2300 万英亩。
美国南部当然不是后来唯一会生产棉花的地方，但若没有这个地区，曼彻斯特的早期成长将会碰上非常大的阻碍。看看后来美国在内战期间发生的所谓“棉花荒”，我们就可以理解若没有这个地区的生态遗产与制度遗产，要维持棉纺织品的荣景，难度将会再高上多少。
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路径可能也使人更难师法工业化，即使在已有技术可供模仿后亦然。因此在我看来，根据“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日后大上许多的差异”这一原则来强调我所选出的这些因素，似乎是合理而非鲁莽之举。
来自海外的资源起了更显突出的作用，使人口增长的这些问题不致更加恶化。这说法也可以适用于从新世界商品征得的政府税收，因为比起向国内产物和资产课税，这些新世界商品的税收的不受欢迎程度低了许多。而当我们考虑到英国相对较平顺地度过了“革命时代”，想起英国脱离这时期时已是个版图大增的帝国时，在欧陆有许多地方却正在遭遇重大的经济挫败，这些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
欧洲本也可能被迫走上劳动力密集程度高上许多的道路，因此，提出最后这几个例子，用意不在替一个全球论述做完满的收尾，而在完成以下论点： 19 世纪初期代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极重要分流时刻。拜先前讨论过的诸多因素之赐，当时的英格兰不致沦为长江三角洲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地方日后差异变得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看出它们在相当晚近时还颇为相似。
但即使有这种种改变，英国至少仍得间接倚赖强取豪夺的形式，来支应其在 19 世纪大增的新世界资源进口物品的大部分开销。事实上，即使在“世界工厂”的声名最盛之际，英国在美洲所卖出的东西也很少足以抹平其从大西洋彼岸进口的数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十年里，英国主要通过与亚洲贸易的巨大顺差，抵消了其与美洲和欧洲间已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且即使把航运、保险和利息支付等“无形”的成本算进去亦然。最大的贸易顺差出现在英国与印度的贸易上。英国人通过立法，人为扩大其从布到火车头的种种货物在印度的销路，而印度则输出鸦片到中国，输出茶和靛蓝染料等农产品到欧陆（往往是在极具胁迫性的条件下为了出口而生产的），以此弥补那一赤字的颇大一部分
海外产业也经历了某种它所特有的“壮大”，意味着它们不必吸纳大量的欧洲劳动力，就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初级产品。国内农业的大幅扩张原本有其必要，但若真的追求这样的扩张，不只会碰上生态难题，而且还难以和工业劳动力的扩张并行不悖。
尽管有些偏重农业的大区，其原始工业化的程度开始提高，但它们拥有在 1750 年后增加的人口之多数，意味着 1850 年时农业在整个中国所占的比重至少和 1750 年时一样高，即便到了 1950 年时也低不了多少。
在莫基尔的模型里，长江下游原始工业劳动收益以如此幅度下跌，照理应会促使某些劳动力回头务农、接受先前原本低到无法接受的务农收益，从而促成农业进一步集约化和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
拜兼职性乡村纺织活动增加之赐，印度境内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可能得以维持原有水平，但对未来的工业化来说，其重要性就不会和全职原始工业劳动力增加一事的重要性一样。这些人都不是后来能转入工厂而不致农产量减少的人， [106] 也不是受雇于工厂后，工厂老板雇用他们的成本会跟着工厂产品的单位价格一起下跌的劳动者，因为他们有一定比例的所得来自务农。
在跨地区比较的路途上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至少已经对本书一开始曾谈到的方法论问题，找到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这趟探索之旅表明，与其假设自己正在寻找工业化前夕诸多真正独立自主之实体间的差异，我们更应该承认那些业已存在的关联在创造这些差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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