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2021年的教师节
又到教师节，我还是个老师吗？
以前我是，因为学生这样叫我，家长也这样称呼我，身边的朋友也都说我是做教育的。
21年前的2000年，一个略带青涩的青年初登讲台，带着几分紧张、兴奋与青春的热情，在一群渴求知识的10来岁孩子面前，开启了我教书育人的职业生涯。从此以“像春蚕无怨无艾毕生献给教育事业，如红烛发光发热精心培养国家良才”为座右铭，在乡村小学当起了代课老师。当时有一大批民办老师，教坛耕耘数十年，不问西东，只有学生。我就是在她们的教导下，从小就怀着一种对教师崇高的职业神圣感，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的。后来我离开了乡村，到城市的私立学校教书，从小学到初中，后来带过高中学生，还曾受聘于大学讲台，一路的教育生涯，让我越发热爱这个职业，对教师的责任和使命感也更加强烈。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我能为学子在学业上答疑解惑，为青少年在成长期激发梦想，难道不是个老师吗？只是在后来的教育道路上，我没能进入体制，享受国家财政俸禄，而是阴差阳错的选择了创办一家校外培训班。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赶上了校外培训野蛮生长的好机会，利用周末和假期，耕耘起了这块属于自己的教育“自留地”，“试验田”。在这里，我可以把一线教学的经验积累结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经过研究整理，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大胆实践，可以快速得到学生和家长反馈。受市场规律调节，让教学效果说话，家长们愿意掏着钱送孩子来。最初的那几年，我曾怀疑自己的职业身份。每每遇到家长缴费讨价还价时，我就会诘问自己：“我是老师，还是生意人？“，后来从孔夫子收徒还要二斤肉，佛祖奉经还要人事钱中找到了自我慰籍。既能教书育人，又能养家糊口，我找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点，我的教育梦想实现了。
但2021年7月24日，中央的一纸政令，让这一切都变了。
一时间，本就不断受治理整顿的校外培训机构，在社会中成了众矢之的，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各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领导下狠招，出重拳，落实中央政策，严厉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各地“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等执法部门纷纷行动，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们，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治理整顿大会战。教培机构成了影响国家”三孩“政策的绊脚石，教培机构的从业者成了”过街老鼠“，”臭老九“，成了增加学生学业负担的”帮凶“，成了增加家长教育焦虑和家庭教育负担的”敛财者“，教育者不能赚钱成了”社会共识“，即使不拿财政一分投入，也不应”唯利是图“。
原来的职业神圣感和教育人的情怀使命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如坠万丈深渊，顿时陷入焦虑，无奈，茫然，无助……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一直追随我的学生怎么讲，我不知道和信任我的家长怎么说，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我将带着我的老师们走向何方？我就说，我以前教的不对吗？我不应该向家长收钱吗？是我不能给到大家更好吗？如果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政府不让我再做了呢？孩子们再不能来听课了呢？老师们再不能激情满怀的在讲台上挥洒青春了呢？如果不能再教学了，我还是个老师吗？以后孩子和家长再见我了该怎么称呼我呢？不教书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去体制内的学校教书吗？不行了，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招录年龄。我去搬砖吧，也不行，长时间的教书生活身体不行了。
或许，未来的生活，我不会再给政府添堵，给国家添乱，我会拥护国家政策，理解政府难处。因为多年教书，我看了很多书，将来我可以继续读书，只是不再授课，我可以写书。找一个乡村偏僻的一隅，回归田园的生活。遛遛狗，逗逗猫，养养花，种种菜，然后再把自己曾经的教育故事写下来，把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写下来，汇集成书，作为对自己后半生的一个交代吧。
只是，那个时候，如果还有学生或家长找我，我就告诉他们，去读书吧，都在书里面。至于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已不是老师，最多算是个作者。
崔明杰 于郑州
20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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