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很多相似点，在我们民族危亡、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一批人，他们四处奔走、高声呼唤，为民族呐喊，为祖国呐喊，只为唤醒沉睡的人民大众。对法国而言，戴高乐就是他们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德国纳粹的铁蹄践踏下，软弱的法国政府选择了投降，成为了“傀儡”。面对国家的噩运，民族的危机，是戴高乐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坚定的民族信仰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让戴高乐不能苟活于傀儡政府的领导下，于是选择了远离家乡，奔赴英国，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背井离乡、艰难奋斗的岁月，在那里，他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人员发出了惊人肺腑的呼唤，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开展“自由法国”运动，让这个精神低迷的国家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4年之后，伴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戴高乐和他的国家也迎来了胜利的希望，他终于再次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并且是带着祖国人民的拥护和希望归来。
“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一刻，他像是丹柯，面对高层昏庸、民族昏睡的祖国，他高举自己的“红心”，为万万千千民族同胞点亮一个希望，照明一个方向。
而在戴高乐人生的成长路径上，有这样一位前辈，既是他的伯乐，也是他的恩师，同时后期也成为了他的“政敌”，他们一生的私人情分很深厚，但政见分歧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路，他就是贝当元帅。年轻的戴高乐能够遇到贝当这位“贵人”，可谓幸运至极，从参军入伍，到上校师长，无论是能力的提升，还是职务的升迁，都离不开贝当对他的引导帮助，即便后期贝当参与当局政府的“投降派”让戴高乐不敢苟同。
从戴高乐身上，读到的是十分难得的一种坚韧，一种对信仰的坚定，对自我认识的自信甚至狂傲。在军政绝大部分人还沉浸在研究经典战例，按照传统观念治理军队时，他就卓有远见的提出要组建坦克师，发展机械化力量，并在千万人的唏嘘之中毅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在法国高层面对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坦克大军肆虐波兰无动于衷，消极防御时，他坚信法国将面临一场厄运，而这个厄运来自于德国强大的坦克力量，他多次向高层建议整顿部队，发展装甲部队力量，但都石沉大海，而战事的发展，证明了戴高乐从最开始就是正确的。在国家领导放弃抵抗，广大民众迷茫昏沉的时候，他同样毅然坚定着自己的信仰，并排除万难去为信仰而奋斗。
反观法国当局政府，甚至广大民众，为何在纳粹肆虐周边国家时，他们无动于衷，甚至盲目自信，相信自己国家会“平安无事”？因为他们有“马其诺防线”，那不仅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更是法国绝大多数保守的人民心中的思想防线，似乎有它在，法国就与世界划了一道界限，只要法国人民不想让世界其他力量进入本国，就一定无法进来。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落后而挨打”的悲惨结局。似乎都有同样一个重要“内因”，那就是“安全感”，一个人拥有了安全感，就不愿意去冒险，不愿去思考“不安全”的结果，而一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有了一种安全感，甚至领导国家走向的当局也具有了这种安全感，那么国家就很可能遭遇“黑天鹅”。
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居安思危”一定是保持自我革新的重要动力，当在一个环境中长期感觉到安逸、舒适时，那么多半代表你是在“走下坡”的。这时只有一份“痛苦”或者“挫折”能够让人清醒，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已经付出了“犯错”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一次更好的选择，一次美好的缘分。长期保持一种“危机感”，自我施压，无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都是自我提升，降低犯错成本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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