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娟
（一）
在我的记忆里，回放花的拷贝太多。牡丹、月季、桃花、还有梨花带雨……都在我的指尖芬芳斗艳。如果按照花开季节推理、描述、不惜笔墨，是远远不够的。
前不久，读过作家高海涛笔下的《普罗米花》，对其特有的一种“勿忘我”境界、赋予生命意义的普罗米修斯，来写我家乡的达子香，应该是富有灵魂性的一次花之旅。
我的家乡，每到春日山崖上红似朝霞，漫山开遍达子香。按照我们当地的叫法，叫她达子香。映山红是书面语，有人这么叫，我们听得懂却会觉得有些别扭，知道这么叫的一定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我是最年长的七零后，小姑娘时，喜欢花是天性。在大雪飘飘的冬日里，父亲去山里割柴，回家时会带上一把达子香。那时的日子艰难贫困，寒冬里的一把达子香，就是冬日里的一份欢喜和希望，只要一看到它粉色的小花开放，春天就不远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蹦跳着找来一个罐头瓶，洗得干干净净灌满清水，整个瓶子晶莹剔透，罐头瓶的外面还会冒出一层层汗珠，让人心生怜爱，满心欢喜。我把达子香的枝条插到瓶里，然后就静待孕育、绽放。此刻秃枝上什么都没有，在那样寒风凛冽的季节里，会开出娇美的花朵吗？小孩子总是性急的，天天去看花枝的变化，殷勤地往瓶子里添水。有时实在无聊，一天要看上好几遍。花枝没有一点点动静，静悄悄的，对一个急切想看花的小姑娘不理不睬，慢条斯理地不急不躁。渐渐的，小丫头失去了热情和耐心，慢慢忘却了花枝的存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年根底下，全家喜气洋洋的忙着新年的时候，妈温柔的喊我：“娟，快看！花开了。”在箱盖显眼的位置，那光秃的枝条上，咧嘴冒出了几个浅粉的花骨朵。她们看上去是那么弱不禁风，娇羞而柔弱。但就是她们，在那个冷风萧瑟，滴水成冰的冬日的早晨，以几朵初绽的花蕾，向春天发出邀约，给那个小丫头惊喜。小丫头和达子香都笑脸盈盈，在东北阴历年到来的时候一起喜笑颜开。这就是我四五岁过年时的情景。
小时候随父亲上山，割柴或是种田，休息的时候父亲就会指着一川的土地，自豪地对我们说，那一大片土地都是爷爷家的。一条小溪从大片田地间穿流而过，滋润着肥沃的土地。山上达子香在春日里第一个绽放，她是春天的使者，传达着春的气息。山下，农人们在土地上耕种，执着的年复一年从古至今，就像山上的达子香。
（二）
后来，家乡成了故乡，故乡的达子香成了故乡旧梦中的影像。一想起故乡，当然就会想起故乡的达子香，她就有一种“勿忘我”的精神，每年早春开在故乡的山梁，作为一位春的使者，向春天发出邀请。等春天如约而至，她就销声匿迹，归隐山林了。好多年，好多的日日夜夜，我都在同我的故乡遥望。有时在心底，有时在梦里，有时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一想起故乡，总有热辣辣的东西在心里涌动，不知不觉就湿了双眸。有故乡的人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对故乡的思念日久成伤，在心里结痂，总有什么要在那里疯长。
小时候就听爷爷说我们的老家在山东莱阳，老地址是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的一个小村子。到父辈是有记载的张氏第十二代后人，父辈是到东北的第四代。小时候见过家里的家谱，悬挂在堂屋东山墙上，每年大年三十放下来祭祀叩拜祖先，大年初三把供品撤下，把写有祖先名字的家谱卷起来。我清楚地记得家谱上有一辈的兄弟人数比较多，名字依次为仁义礼智信勤俭兄弟七人。但是，配偶那边好几个位置是空缺的，只有一位女性。什么原因没娶上媳妇呢，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家里历代都是种田为生，没有文字记载，具体的情况无从考证。我总是想寻祖溯源，而且，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
为了确认一下，七叔家的小弟给我连线在老家的四大爷。电话里传来四大爷的声音，声如洪钟，熟悉而陌生，一下子就把我带回遥远的过去。
祖父兄弟六人，父亲辈兄弟八人，都是族里大排，姑娘在娘家不排在计数之内的。我有六个亲姑姑，两个堂姑姑。本家的姑姑一定还有，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小时候在村里长大，小村里的人和小村里的事都植根在我的心里，不用努力去记忆，就在那里闲坐着，呼之即出，有时按奈不住，漫不经心就溜溜跶跶出来了。
四大爷和七叔是五爷的儿子，爷爷、五爷和老爷是亲兄弟。四大爷已是耄耋之年，说起话来诙谐幽默，自带喜感，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者，东北人自带风趣气场，那是与生俱来的。我终于知道我自己的喜庆幽默豁达淡定，原来都是源自骨子里，血脉传承遗传固定下来的。
四大爷告诉我，咱家是小云南拨民逃荒来的。早就听说过逃荒一词，但那说的是和自己不相关的人，没有什么感触，不过两个方块汉字组合起来的一个词语而已。但是，我的先人是逃荒来的，这两个字让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老家是山东莱阳的，家谱上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云南逃荒到东北还是从莱阳逃荒到东北，没有注明。就像本家一个哥哥说的那样，咱们家不是名门望族，起先都不识字，对自己的族谱都没有记载。其实每家都有家谱的，早些年过年的时候，奶奶就会把山墙上卷起来的家谱放下来，铺展好，摆上香烛供品，敬奉祖先，慎终追远。祖母过世后我再没回过小村子，听哥哥弟弟们说，家谱只有二大爷家的还保留完好，每逢过年都到那里去祭拜。二大爷仙逝作古后，家谱在二大爷的小儿子、我的堂兄家里。
对于小云南拨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上网百度了一下。有几种说法，我更倾向于其中一种。清朝乾隆年间云南边境战事不断，为了稳定边境，从内地拨民到云南边塞戍边。遇有战事，上阵冲锋陷阵为兵，平时躬耕垄亩为民。就是这样一群背井离乡亦兵亦农的移民，在灾荒年，又一次背井离乡踏上了逃荒之路。不同的是上次是被调往四季如春的云南，这次是逃往苦寒地带的东北，反正都是迁徙，都是跋涉在生疏荒凉的路上。
爷爷是闯关东的第三代。爷爷那代，家里已有相当多的土地，在大山脚下，沿河分布，大片大片的土地。从两手空空的灾民，到拥有大片土地的殷实农家，我的先人们靠的是什么?那还用问吗，靠的是艰苦卓绝的劳动，靠的是坚韧不拔的毅力，靠的是勤劳朴实的双手和挑得起日月星辰的肩膀。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爷爷家拥有一个四合院。正房，东西厢房，有围墙，有磨坊，在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人家。旧中国闹胡子，就是一群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啸聚山林，以打劫掳掠为业。大姑四五岁的时候，大人们都到地里干活去了，太奶奶在家带着她，被胡子抱走了。当时都有“插小旗的”（专门给胡子指点谁家有钱可以打劫索要钱财的人），爷爷家在所难免，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胡子来信了，三块大洋换大姑回家。三块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愁的太爷爷差点放弃，实在是凑不够那三块大洋。再者，大姑是女孩，反正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太奶奶说什么也没同意，豁上老命也要赎回大姑。当时明媒正娶地娶个媳妇，三块大洋就能体体面面搞定的事。一起被绑票的还有一个男孩，赎金是五块大洋。一个老人同时被绑了票，家里拿不起赎金，被割了耳朵捎回家，等老人奄奄一息的被抬回家，看到自己的耳朵才瞑目而去。村里人恨死了胡子和插小旗的人，可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对付不过胡子，插小旗的人又在暗处防不胜防。
那年头，农闲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牛都集中在一起，雇人放养，省下人力好经营土地。全村的牛都在一起放，那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呀。
一天牛倌正在野外放牛，遇上两个胡子。胡子手里有枪，牛倌根本不是胡子的对手，全村的牛被胡子赶走了。牛倌连滚带爬跑回村里找到爷爷，爷爷是当时的村长，手里还有洋炮。其他人都到山里干活去了，找人手来不及了。爷爷和牛倌每人背了一杆洋炮，带上一大袋子枪砂火速追去。
胡子人少，不敢走大路，走的是南边的小路，翻山越岭往胡子窝赶。牛多，不听他们吆喝，赶路的速度快不起来。山路又窄，牛群走过留下痕迹。爷爷毕竟不是军人，和胡子正面交锋没把握。况且也不敢得罪胡子，伤了胡子一定会遭报复。所以爷爷决定智取，先以声势震慑胡子，不到万不得已不正面交锋。胡子人手少，赶着牛群行走速度慢，人少胆怯，他们也不敢同村民硬碰硬。爷爷和牛倌上了南山头就开始对天放空枪，放几枪就沿着牛群的足迹紧撵。由于装弹放枪过于频繁，枪筒发热，后来把火药装进去都不用点火，直接就响了。听起来不像洋炮，更像正规军的步枪。胡子以为是遇上了八路军，扔下牛群自顾逃命去了。途中遇到的村民听到胡子嘀嘀咕咕的：“要不是遇到了跳蚤（八路军），牛群到手那可是一块大肥肉啊。”爷爷只是一位种地为生的农民，出了名的老实本分人，竟做出了如此壮举！
爷爷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十里八村的很有名气。找他打家具的人都排成长队，有时实在排不开就推掉。然后就有人上门说情，看在熟人的情分上实在推不掉，他就起五更爬半夜地做木匠活，累出了一身的病。但爷爷干活从来不糊弄，他坚守他的原则，从不逾越。
爷爷修的木桥是村里一道靓丽的景观，他修的木桥平坦，走在上面舒服。爷爷修造木桥，木材上下两面刨平，用他的行话叫夹个扁儿。整个桥面的木头都要刨平，全是手工完成，工作量可想而知。爷爷呢，就是不肯放过一根圆木，都要按自己的标准把他们加工到满意为止，然后那些被夹了个扁儿的木头才有作为桥面的资格。大家都愿意走爷爷修的木桥。
和爷爷的木桥举目可望，还有一座木桥，是村里另一位木匠修的。整根圆木直接铺成的桥面，人走在上面都硌脚，车就尴尬了，随着圆木的弧面抖动，劳神费力。人们走过这两座桥，不免要联想到两位木匠，每次如此，每次我都挺直脊背，昂首阔步骄傲地走在爷爷修的木桥上，心里自豪地说：平坦好走的桥是我爷爷修的，他是世上最好的木匠，他能修出世上最好的木桥。
爷爷也有憋屈没辙的时候，那年，同爷爷一起干活的木匠师傅放在木匠房里的手斧丢了。门窗完好无损，只有爷爷和他两个人有钥匙，其中一个人的工具不见了，另一个人一定有重大作案嫌疑。木匠的工具相当于军人的武器，就像士兵上战场丢了枪。工具丢了人家念叨念叨实属正常，但是，疙瘩话儿难免捎带出来。爷爷可受不了这个，这辈子没拿过人家一根线头的人，俨然自己就是那个贼，整天听人家指桑骂槐。爷爷整日沉默，人日渐消瘦，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拿了人家手斧的贼，就觉得全村人都在戳他的脊梁似的。
事情最终水落石出，案件告破，是奶奶亲自找到的线索，真相大白，爷爷终于如释重负，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淡定。爷爷扛得起洋炮打得了胡子，扛得起家里十几口人的责任，但是，他背不起那个百口难辩的黑锅。爷爷曾经是英雄呢，英雄也有无奈的时候。爷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他不允许有半点的瑕疵和遗憾。
后来，爷爷实在太累了，永远睡在了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上。他的木桥也日渐衰老，老到再也驮不动村里人和吱吱呀呀的车子。五爷是爷爷的亲弟弟，五爷又建起了一座木桥。和爷爷的木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没能同框，在不同的时间段，横跨在同一条小河不远的位置，它们完成着同样的使命，它们的建造者也容貌酷似，是一对亲兄弟。爷爷建桥挣队里的工分，五爷建桥拿的是自己家的木料，没有人给开一分钱的工钱，那时村子里都是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村里的公家事无人问津。只是因为他在那里住，桥太老了摇摇晃晃晃的太危险，村里的老人孩子要从桥上来来回回地经过，年轻人还好可以踩着石头过河，五爷心疼那些老老小小。自己家离桥最近，走的时候最多就自己出工出料重修了那座木桥。
又过了好多年，五爷的木桥也青春不再，五爷走完了他疲惫艰辛的一生，长眠在自己的父母兄长身边。老爷爷（也是爷爷的亲弟弟）从遥远的女儿家回到了故乡。他已是垂暮之年，他不想在异乡漂泊，落叶归根。他回到故乡，要在自己出生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安眠在自己生命起始的地方，那里有张氏先人，老爷爷想永远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老爷爷拿出张家的祖传木匠手艺，对那座年老体衰的木桥修修补补。木桥修补得精致美观，又恢复了青春，老爷爷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心满意足地去跟父兄长辈们团聚去了。
曾经的一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相亲相爱，过着清贫、拮据但温馨的日子。等年岁渐长，自立成家然后走向四面八方。甚至，住在一个村子里都好长时间见不上一面。走过了漫漫人生路，又以另一种方式团圆了，一家人挨挨挤挤住在了一起。
（三）
我老家在山东莱阳，我一直记着自己是闯关东的后代。作为一个山东人的后裔，我回了趟老家。那是小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儿子读的是鲁东大学，校园在山东烟台，离莱阳不远是近邻。下了飞机，马路边山东地方特色的独轮车让我倍感亲切。回家的温暖荡漾在心头，近乡情更怯的感怀让我的心情又多了几分滋味。
小儿子打趣我，不是说回家了吗，怎么不见有人来接呀？我牛气冲天地回道，是呀，咱这不是低调不扰民嘛。如果我提前贴出告示，回老家认祖归宗，那自然不是这种景象。再说了，人家贺知章老先生，以他的德高望重吟诵的《回乡偶书》，千古流传。相隔着历史尘烟，祖籍老家与我不认得彼此的模样，但我们有血脉传接的联系，隔着历史流年，隔着地域海河山峦，我们就这么深情地凝望。隔着几世辗转，泪眼婆娑。在母亲的环抱，我是出走了几世的孩子，带着几代人回归的心愿，我匍匐着重新回到你的面前。闻风，看海，触摸故土的肌肤，唤醒思念故土的每一根神经。
淡淡的略咸微腥味的海风，可曾吹拂过祖先的面颊么？碧绿蔚蓝的海水，荡涤过先人的双足么？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承载过祖辈的脚印么？先人们会知道某个日子，他们的后人会怀着那颗寻本溯源的归心，回归到这片土地和他们亲近么？我于风中伫立，思绪飘飞重回那个久远的年代。
安顿好小儿子，我要回东北了。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再回到山东老家，这一别不知道久远到多远。我极目四望，想把老家尽收眼底，我要留下对故乡老家的记忆。马路边有一位卖花的老人，黝黑的面庞，那是海风和阳光的吻痕，深深的皱纹是年轮的记忆。老人目光灼灼深邃而坚定，坐个小凳打理着她面前的生机盎然。她面前一盆盆的杜鹃，盛开着美丽娇艳的花朵。老人一定是看出我对杜鹃的偏爱，凝望着那些小精灵久久不肯离开，仿佛被勾了魂。“丫头，买花吗？东北达子香培育的，皮实得很，好养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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