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朋友圈写一些豆腐块(权当是日记),实在不知道写什么。终于,等来了店长的“逼债”:“已经快一个月了。”“什么一个月?”“微信公众号。”
写书评吗?这是一个开书店的本分,为了推销书籍。可我看的书大多又是书店里没有卖的书,就像上一篇写的切尔诺贝利。最近在读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也是被禁的书。插着读殷海光的《书评与书序》,台版,还是不给卖。前半辈子读了很多书,大多是白读;前半辈子讨生活,大多是白讨;前半辈子想了很多,基本是白想······一个总是不停地分析自己的人,最后发现除了一地的碎片,就剩下一具完整的人“壳”,似乎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等待这具空壳化为纸浆了。
把自己分析成最后一块碎片令我沮丧,而对现实的推导则让人无望。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物殷海光先生,推导社会得出的结论是:惟有实现民主自由,才有文化自由。“没有自由的建构,则一切都是徒托空言。空言何补于实际?”
看书,刷朋友圈,似乎是标配。近来朋友圈刷教师维权讨薪,看了五味杂陈。我对教育是外行,我只教育了我的孩子。还好,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我的教育失败——这还是我的孩子,是我愿意继续交往,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孩子。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诚实、独立、聪慧、善良。如果有排序,诚实第一。
他和我一样,没有大学文凭。这样的人单凭这一点就无法归入“人才”行列——幸亏他有南京户口。对此,我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心,对他,对自己都是。我甚至认为:幸亏他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
他从事民办幼教英语已有五年,记得有一次他下班回家,我见他新穿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磨出两片白花花的倒绒,就问:“做错事罚跪了?”他答:“我都是跪着给孩子们上课的,你只有和他们平视,才能让他们自信。”
我从小就对他说过:“男人有两个标准:一是眼泪省着点,最好别在他人面前浪费;二是膝盖,膝盖软了,你再是人物都是宠物。”可他对孩子的跪式教学着实让我暗暗赞许。
他没有系统学过教育,我敢断定他甚至数不出一个手的教育家,SO WHAT!
还记得有一次他上高中,因为一个“小集团”干的坏事,老师找到他,要他检举。他回来后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了我在高中的一段经历。晚自习时,楼下成排自行车的气门芯被一一拔掉。因为我曾下楼过(偷偷抽烟),又是整个快班楼四个班级的数的过来的“坏学生”,所以班主任自然认为“非我莫属”。我知道是谁干的,但不是我干的,我自然不会承认······后来的情节和《闻香识女人》差不多,只是我没有艾尔帕西诺。“告密,在我看来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出卖他人之前你其实是先出卖的自己,告密换来的好处会使人上瘾,一旦所有的人你都出卖完后,你就会用诬陷来维持你的出卖营生。”我对他这样说。
后来,他上到高二上半学期,考雅思到国外了。
我当初付出了多少代价,我儿子照价付出。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符合责任伦理。我依然认为这种代价值得付出。我一直这么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其他都是“赠品”。
被誉为49年以后中国思想第一人的顾准,有一次和同事说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顾准承认他的教育是失败的(他出事后,他的孩子都不和他往来,其决绝,令人齿寒)。同事对他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做孩子,还当做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之间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同事的孩子叫徐方。1974年11月18日在她从妈妈那里得知顾准病重的消息后,写了最后一封信给顾准伯伯。“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反差?答案还是在这封信中。“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
看到教师讨薪维权遭遇暴力执法的朋友圈后,我留言道:教师这个职业是个高尚的职业,高尚在于它是育人的;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在权力的威迫下,它必定是以愚人为目的的,一旦教师的“良心会痛”,其代价轻者失业,重者身陷囹圄;更大的可能它是一个罪恶的职业,那些在讲台上以国家名义弘扬“正能量”来扼杀个人自由思想的教师正是权力罪恶的最好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前瞻性”胜于子弹在膛的枪杆子。这类教师的另一个词汇就是别尔嘉耶夫发明的“兽人”。
大学教师翟桔红权益被侵犯我没见到你们维权。呃,那不管我的事。因为你们不懂“自由不会因为牺牲而增加,牺牲自由不会促成自由,不论这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都是如此”(以赛亚·柏林语),我更相信,你们根本不想懂。
你们以为国家强大的,没有道理拖欠你们的工资,更何况还有法律。呵呵,你们不以为然的是:国家的强大往往是建立在你们不幸的基础上的,说白了吧,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你们获得财务自由的过程,而是你们丧失所有自由的过程。
拖欠工资,看起来是地方债危机惹的祸(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肮脏的恶性循环经济),其实说点不中听的:你们亲手培育了加害者。是你们的不遗余力,把这些加害者放在了有加害权力的位置。
今天的受害者,如果是昨天的加害者,这种轮回,一定不是那个环节(如地方债、贪官等)出了问题,而是“轮回”的“宗教”就是邪教。
你们不懂,不是你们智力的问题,而是你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谁害病,谁吃药,也算公平。
······
我承认这样说似乎有些对教师不公平(意气写,是因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处的下面一个小学运动场的例行操练都让人想到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因为教师这个职业和法官、记者等一样,都是权力下的“权利”牺牲品,就像法治是“法制”的替代品一样,属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但真的可以像合同条款一样“免责”吗?顾准对自己子女的“责任”成了反噬,对咪咪的责任成了反哺,不值得所有教师、所有为人父母反思吗?
写到这里,我都快被自己的“正义”感动了。我明明知道这种“正义”其实是社会鄙视链的一环的反鄙视发作而已。在这个“人间失格”的社会,每一个人撸起袖子振臂一呼的同时,另一只手臂都是无力垂下的。对“存在感”的焦虑迫使我们把“正义”举过头顶,无论这种“正义”是对金钱的掠夺,还是对眼球的搜集,抑或是真的对正义的追求(一种纳博科夫“普宁”或索尔·贝娄“赫索格”似的正义)。这条肌肉发达的的手臂和另一条暗自下垂的手臂自身就是一个鄙视链——我们自我鄙视。
“作为民主自由之重要内容的,是教育自由。所谓教育自由,‘不仅意味着人民可不纳费来受教育;而且思想之自由,讨论之自由,俱不受政府妨害。教师不成为政府的推销员。’”(殷海光《书评与书序》)
从殷海光的民主自由到文化自由再到教育自由,我发现其实进入了一个怪圈——麦田怪圈······
还是徒托空言。
今天是吾儿二十六岁生日,遥祝阿诚生日快乐!
秋蚂蚱
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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