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的帐，是要一个一个还的。
神判有罪的人，也是要一个一个死的。
在侦探小说届，阿加莎像神一样的女子，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神，是创造，从虚无里让万物有所孕育。
阿加莎在侦探小说里，做着同样的事情。
有时，我们会感叹前人总是幸运的，天地万物初生不分时，他们可以在路上随意指点，然后有了名字。而我们，总要受他们这些名字所束缚，成了后辈晚生。
每思学术之路，研究历史的人也会蛋疼，前辈大师已将中国的正史瓜分一干二净，建立起研究历史的骨架。再有导师师兄师姐们又给了这个骨架添血加肉，生怕有所遗漏。
连痔疮这么生僻的都被占领了。留给他们时，只能看看手指甲上的小月牙。
有伟人的肩膀可踩是幸福的，然而这个伟人更将我们的生存之路阻挡的，他们觥筹交错后我们只有残羹。
当然毫无建树也不能全怪别人。萤火虫怪太阳的光，使其显得幽明是没有道理的。
每个时代都有人，创造属于他的时代。
阿加莎，在《无人生还》这本书里让我看到了许多影子。
首先是风雪山庄、荒岛杀人场景的设定。在二战时，沦陷区的上海文学被称为孤岛文学。不过人的思想可透过时空交叉，但肉体不能随着电报穿梭，所幸夜奔八百的神行之迹也失传了，要不然侦探小说又只能成为传奇下的分支了。
荒岛场景的设定，将外界掺和进来的可能性杜绝了。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场景是作者再为自己制造麻烦，因为可供猜测的事情相对而言简单化了，主人公就那几位，方圆几里，而所有的故事要在他们之间展开。
要知现在许多编剧，当剧情出现漏洞需要圆回去时，多数再多加上一个人物进来，再顺着新加入的角色展开。结果许多时候难以收尾，以乱入虽能解决当时之破绽，当这个谎言编到无法驾驭时，就成了烂尾，不排除自行太监的可能性。
阿加莎，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顺带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将侦探小说从故弄玄虚卖弄风骚的知识性高大上脑洞，变成了一场师带徒的答疑解惑。
在写《无人生还》时，除了剧情的必要推动外，阿加莎还耐下心和读者对话，借主人公们的对话将读者的疑问慢慢的展开和解答。
显然，她并不想读者认为，自己笔下的坏人是显而易见的，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是无可救药的蠢蛋。
于是她带着读者一起去创作剧本，根据现有的线索共同去发掘事实真相，她将所有的条件都摆在了面前，这需要极大的创作勇气。
我不是侦探迷，也不爱看悬疑凶杀电影，觉得过于血腥残忍。最近新闻热点是国内鲍姓高管多年性侵未成年养女。让我想到，人性本来是不完美的，只不过确实想不到它能恶到这样。
作为被阿加莎挑选出来的谋杀对象，他们又是何种恶被判了死刑呢？
看侦探小说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发现作者的破绽和埋下的机关，从而证实自己的机智，不过高明的作家往往会玩弄读者于股掌之间，相较而言，他们可能更为享受这种快感。
作为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快感又是什么呢？饮食男女中的XXOO、大快朵颐吗？
人性中最为快感的是拥有掌控力的感觉，尤其对他人生命的操控。除了上帝，谁又能主宰着命运？这是主才享有的待遇。
然而阿加莎选了法官代替上帝行使审判，而对暴力的崇拜，又让现代文明社会的杀人之法显得并不神秘，于是上帝的手上沾满了血腥。
当我梳理出罪人时，还是吃了一惊，阿加莎对社会上各种人的恨，可真不少。书里提到的罪人职业分别是：教师、探险者、富二代、管家、警察、医生、将军，哦，还有一个老女人。这个老女人，是否又是作者的自嘲。
关于医生是否杀人这话题，是文人喜欢拿出来讨论的。钱老在《围城》里有这么一句，“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暇，偶来陪他闲谈。”真是绝妙生趣。
其余杀人动机姑且算作爱情、财产、生存或者无视生命的傲慢。
福尔摩斯对华生说“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
十个小人这样的童谣，和现实一一对应，岛上十个人一个又一个死去。
那最终活着的必然是凶手。
可如果要和童谣吻合，凶手也该死去。
那真相只有一个，死不一定死，而死必然要死。杀人的仪式是否完美，也是作者苦心酝酿的布局能够禁得住疑问的关键。
这样的场景也被后人多次模仿，沉醉宗教中的杀人犯，钟爱杀人场景的布设，享受杀人仪式感带来的艺术。
我们就这样的上当了。其实要是早些从结局往前推，不会败的这么狼狈。但这个“要是”往往也是对伟大作品的致敬之词。
魔术是利用人注意力的缺陷，那伟大的侦探作家往往也是魔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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