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去抽丝 寒鞘

病去抽丝

寒鞘

这篇文章是在首次患上新冠的境况下写就的，那时已是“阳了”的第五日，体温渐趋正常，不过头昏和咽痛尚未散去。染上新冠已是郁闷，每天困在寝室里则是闷上加闷，便去教学楼中费尽心机找寻了一个空教室，适逢下雨和新生军训，此文便是在雨声和新生们的号子声中写下的。

众所周知，牛郎和织女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才换得每年七夕的鹊桥相会。

一个暑假未见的我和小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论是猝然而至的大雨还是饭店门口排起的长龙都无法阻挡我们出来约会的脚步。见也见了，玩也玩了，搂也搂了，亲也亲了，剩下那所谓高昂的代价，该是啥便是啥吧。

当晚，小悦给我发来“两道杠”和山羊的表情，隔日去给她送抗原检测试剂时，昨天那身花裙子已换成厚重的牛仔裤，不过她倒是还有心情打趣，说我胆子还挺大，连口罩都不戴。戴不戴无所谓，该传早传了，我白了她一眼，却没迎上她的视线，只看到了细碎发帘下浅蓝色的退热贴。你自个儿在宿舍多休息，早中晚必须保持联系。我捏了捏小悦的胳膊，倒是没像往常一般来个吻别，转过身就跨上了自行车。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悦阳了，昨天有过唾液接触的我想来也难逃一病，得抓紧享受最后的临刑时光。

两天后的午夜，38度5的火热从脑门烧至全身，凉席和蚕丝被成了寒意入侵的阵地，我顶着空调的冷风从床上挣下来，“两道杠”在小台灯的微光下逐渐显形。

其实到了今年下半年，大多都阳过两到三次的人们也不再为染上新冠而哭天抢地了。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阳八次”的论调还甚嚣尘上——一个人最多染八次新冠，到第九次的时候就会立毙当场。这很像我童年时候玩的电子游戏魂斗罗，奔跑的小人中了枪会“咻”的一声躺倒在地上，然后几乎是同时一个新的小人会从屏幕左上角蹦出来继续冲杀，这左上角有个专门的标识用来显示剩下的命数，还可以通过不断的杀敌来给自己多挣一条命。

可惜人生不是游戏，我们无从得知自己还剩下几条命，也不知道自己那么努力地杀敌究竟能不能给自己多挣一条命，更不可能通过“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给自己直接加到三十条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好眼前的这条命，尽可能地往前冲。

我不是太愿意去想假如当时没有和小悦接吻、没有共进晚餐、没有一块出去玩，结果又会怎么样。事情已经发生，再怎么“假如”都于事无补，最重要的是把当前问题解决，把病养好。而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身边的人传染了。

第一次是在本科大二的期末，说是期末，其实期中考试之时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例感染者，先是班级上的黄姑娘，紧接着是黄姑娘的室友钟姑娘，再之后是钟姑娘的男朋友罗克，最后是罗克的室友，倒霉的可怜的我。这段病毒传播链十分明晰，我们发病的时间也是井然有序，每个人两周左右的病程，从学期中一直排到了学期末。哦，不要太紧张，我说的不是新冠，只是一场水痘。尽管表面上我还去探望过钟姑娘和罗克，但心中却在嘲笑他们这对落水鸳鸯的愚蠢，特殊时期也不知道要保持距离。岂料不仅昔日的我遭到了嘲笑别人的惩罚，今日的我更是亲身吃进了这份甜蜜的毒药。

疾病来的是如此的出乎意料，却又是如此的合理正当。一个偶然的接触，或是一次不小心的胡吃海喝，然后人的身体上爆出剧烈的苦痛，再以漫长的病程来缓缓疗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这场抽丝剥茧的痛苦之中，最难捱的，莫过于发病期间的孑孓独困。

水痘患者不能吹风，因此我被押解进了一个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的病房。幸好学业上的事情已经摆平，后续的几门考试都请了病假缓到下学期再考。虽然我无需火急火燎地去准备若干门考试，但六月的成都又潮又热，白天还可以在屋里走动两下放放风，晚上则是苦难的开端：粗布的床单被褥被汗水打湿粘在身上，还有那又疼又痒的大小疙瘩，简直就是一群蚂蚁在我这口热锅上乱爬。好不容易捱到了凌晨两三点钟，气温渐渐降下来，蚂蚁们方才爬得没了力气，这就算又撑过一日，眼睛一闭睡到日上三竿，再继续跟同样恢复了精神的蚂蚁们斗勇斗狠。

剥茧抽丝的过程虽然痛苦，但也不是没有苦中作乐的机会，而每天最开心的时刻，便是朋友同学来敲门送饭的瞬间。送饭的人员并不固定，有时是阿浩，有时是大炮小黑，有时则是痊愈了的落水鸳鸯。送来的食物也是五花八门——牛肉面、小瓜炒肉、鱼粉米线……后来考完试阿晨还叫了几个要好的兄弟们带了一大包零食来看我，毫不避讳地陪我在电脑上打了好几把拳皇。伴随着八神的“恐龙妈妈喂我荷兰豆”和库拉的“Bye-bye”，那股生病住院的燥火也渐渐消弭在了平静的冰雪之中。

对这些朋友，我心里还是十分感激的。但我不是甚么亿万富翁，没那个本事去做滴水之恩涌泉报的壮举。等我出院时，各门考试早已结束，同学们都散得七七八八，我也无法摆上一桌好菜来答谢大伙儿，只好写了一篇《吊针下方》来提醒自己勿忘照顾陪伴之恩。记得在王占黑的小说《小花旦》中，小花旦来医院探望完老王以后，还会给其它的胃癌患者免费剃头，边剃边用尖细的声音叫嚷着：“明朝出来，覅忘记趤趤马当路吃两个鲜肉馒头。”生病的人听够了唉声叹气的同情与怜悯，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积极的陪伴以及畅想中的健康生活。

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几个月后伴随着失恋醉酒的大炮被抬上救护车，我终于也得到了一次照顾别人的机会。不过这种照顾方式着实有些滑稽——医生吩咐我们从晚上到明天早晨，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叫醒他一次。我与同行的小黑合计了一下，约定我守前半夜，他守后半夜，大炮则是没了刚才抄凳子打人的力气，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着被我攻击。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把他拍醒，每次做的，也就只是奋力地拍打他的脸，让他发出几声意义不明的哼哼，再推他的胳膊让他翻来覆去地滚两下。不知道大炮在睡梦中，又会受那个姑娘何等的摧残呢？

大炮直到早上的十点才逐渐恢复了点意识，昨晚的情形则忘得比胃里的酒精还要干净，只说自己以后再也不碰酒了。如今他在美国找到了新的女朋友，杯中的肯塔基波旁一定也喝了不少吧。

世事就是这样无常，有的人会从谷底慢慢地爬上来，有的人却会陡然从平地跌进深渊。我的童年玩伴包子便是在过年擦窗户时从五楼摔了下来，幸而有树木缓冲了一下没有丢掉性命，但也是昏迷了近两个月才醒了过来。直到包子发来脊柱外科的那张照片时，我方才意识到在包子身上发生的一切。包子跟我讲他这几个月梦到自己去投胎，发现阳寿未尽只好回来。这故事像极了《西游记》中寇员外还阳的经过，然而现实终究不像艺术作品那般美好，尽管包子还有好几纪的阳寿，却必须面对下身瘫痪的事实。暑假的时候再去看他，发现他已经能上轮椅了，而且现在每天还在练习站立，只希望能够早日拄着拐杖自由活动。医生当初还说我要终身瘫痪呢，包子是笑着跟我讲这句话的，接着我们又凑到电脑桌前一块玩打红警，一如小时候那般。其实我不很明白为甚么那郎中要给病人下这样的诊断，是为了锻炼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吗？《红楼梦》的王熙凤去看秦可卿的时候还知道把一脸泪相的贾宝玉撵出去，这种悲观的情绪是不应该让患者接触到的。不过说到底还是包子的身体素质和心态足够好，要是再过个几年，包子突然扔掉拐杖跑了起来，我也不会觉得有甚么稀奇，那是他在这场抽丝战役中应得的胜利。

和包子比起来，我的这场战役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辗转反侧最多只有一周，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发着39度的烧去药店里买药，虽然骑车的过程中我确实有“一个跟头摔死在路上”的错觉，好在我有着丰富的醉酒骑车的经验，终究是安全抵达了药店。那药店医师倒是给我了一个蛮积极的回应，说我还挺厉害的，39度还能骑上车子蹭蹭往外跑。虽然我并不觉得这句话是甚么好话，但还是在他的提醒下买了止咳的枇杷膏，还得到了布洛芬可以间隔六小时吃一次的医嘱。

剩下的事情反倒简单了：早起跟父母汇报一下身体状况，再和女友交流一下病情的发展，接着便是不想吃也要硬吃的一天三顿饭，还有晚上睡觉前在额头贴的退热贴。我倒霉的室友，我可怜的室友，则不得不亲眼见证了这一切，或许他在开头的几天心里也在打鼓，又过了些日子发现自己依旧生龙活虎，便对戴着口罩躺在床上的我听之任之了。

如果我头顶有血条的话，应该能看到从红血开始，哦不，红血就有点恐怖了，应该是从黄血开始，伴随着吃药、吃饭、睡觉，血条渐渐地变绿，最后再回到满血。等回到满血，这场抽丝剥茧的战役也就宣告胜利，那个趴在地上的小人便会重新跳起来，继续向前冲杀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