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度词汇扎堆，世界显示不确定性

光明日报，黄典林

时事：

从2004年开始，作为当今全球最权威的英文词典之一，《牛津英语词典》基于对语料库的大数据分析，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年度词汇。但今年，疫情的冲击、错综复杂的全球局势引发英语词汇的激烈变化，大量新词涌现出来。这直接导致《牛津英语词典》官方决定放弃用一个单一词汇描述 2020 年，而是以包括冠状病毒（coronavirus）、大流行（pandemic）、封锁（lockdown）、“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在内的一系列词汇，来概括这“史无前例的一年”。

锐评：

年度词汇的扎堆产生从一个侧面说明 2020 年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大暴发、一些主要大国国内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国际关系的动荡，共同对人类社会的既有秩序构成了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几乎改变了从国际关系、国民经济、社会治理等宏大议题到工作方式、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微观维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这种冲击以危机的形式，打破了既往社会运行模式、制度安排和观念形态为我们所设定的“路径依赖”。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开始变得陌生。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频繁的跨国人文交流，也使得人们对全球文化空间产生了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在这场全球疫情中遭遇了一次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全球化进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互动方式的变化上。曾经面对面完成的各种互动行为很多转移到了网络世界，也由此暴露出不少我们过去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比如，网络资源在全球或特定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阶层之间不均等分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疫情的冲击也为我们审视既往经验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通过对自身和他人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审慎把握未来的前进方向。比如，疫情的危机提醒我们必须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首位。当然，除了带来挑战和激发反思，全球疫情应对策略的不同，也为我们观察不同制度模式和文化传统在危机治理中的优势和劣势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动员和整合效能。

总而言之，2020年的独特之处在于突发的疫情让各种既有的矛盾和问题系统性地呈现出来，促使我们在反思的同时，也努力思考如何化解和突破危机。这既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激发创新的机会。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发展模式，还是重新认识文化资源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新意义，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回顾这“史无前例”的一年，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个日益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只有直面危机，才能有突围的机会。

2.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人民日报，翟春阳

时事：

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强调“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迈向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急需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亟待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更加深入人心。

锐评：

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制造业，不论是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工匠始终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工匠精神始终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精神源泉。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需要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需要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更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庞大产业工人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就要创造更多“工匠故事”。做好电线电缆“守门员”的叶金龙，与马达结缘一辈子的吴玉泉，以精湛技能完美诠释“钳工”意义的赵水林……一批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业绩。深入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完善工匠政策，提升工匠地位，落实工匠待遇，才能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推动更多工匠竞相涌现。

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还要进一步讲好“工匠故事”。工匠精神是在生产实践中凝聚而成的可贵品质，充分展现着劳动之美、精神之美、时代之美。讲好“工匠故事”，能让人们从大国工匠身上感受到劳动的光荣、精神的魅力。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崇尚工匠精神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才能让一个个“工匠故事”激励青少年乃至更多人追求卓越。

时代发展需要大国工匠。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崇尚工匠精神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劳动者在新时代书写出更多更精彩更动人的“工匠故事”。

3.山寨古建频现，实为地域文化迷失

工人日报，汪昌莲

时事：

20世纪90年代，仿建景观主题公园曾颇为流行，但随着文旅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此类景区已很难单纯依靠仿建吸引游客。然而“山寨”文物、仿古景区在各地依旧层出不穷。

地处南方的巍峨“长城”、不在陕西的“兵马俑”军阵……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规模庞大的复建仿建文物建筑，其中不乏粗制滥造、讹传历史者。这些复建仿建文物建筑往往缺少文化内涵、资源浪费巨大，还可能因传播失真信息造成不良文化影响。

锐评：

当前，故宫、长城、兵马俑等被复建仿建，天安门的山寨版甚至多达十余处，从中不难看出，一些地方对文物古建缺少应有的敬畏，对知识产权亦缺乏应有的尊崇——仿古景区舍弃原创精神，照搬其他地区古建，不仅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懒政行为，某种角度上也是对本地文化的不自信。

山寨文物古建频现，实为地域文化迷失。诸如故宫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代表着这个地方的独特文化内涵，岂能简单粗暴地“拿来主义”？建设现代城市建筑和景区，必须传承已有的文化，并且不断创新。考量城市建筑和景区的文化价值，除了看其造型是否新颖、美观之外，更应注重其是否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融合，是否与周边的建筑和城市环境相协调，是否进行了文化传承与创新。

山寨文物古建频现，可能导致本土文化越来越肤浅和浮躁。事实上，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各地都不缺少文化内涵，缺少的是深挖和拓展文化价值的眼光，以及标新立异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当今文旅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域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文脉延续的过程，是多元文化互动交融、文化内涵和形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一个合格的城市管理者，在构建城市文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角色应该定位于人文精神的发现者和实践者——深入挖掘、还原和提升地域文化价值是其基本责任。如此打造出来的建筑和景区，才会因其特有气质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标，成为蕴含地域文化与精神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