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初次降临的爱情，仿佛一夜之间从天使变成了恶魔，让我分分钟崩溃。
在连长出车祸之前，我的父母是赞成和鼓励的，母亲总爱叨唠一句话：“知根知底有什么不好？现在结婚，讲究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然，两个人悬殊太多，将来过日子也会麻烦。” 母亲振振有辞地说着，一边将洗好的毛线挂在我的手上，然后，她坐下来开始绕毛线。
这个绕毛线的阵势，使母亲刚好对着我的脸，本来说好了去医院看小狗子，母亲将毛线一挂，我便知道溜不掉了。母亲一边绕毛线，一边暗示我，暂时不要去看连长了，冷冻一段时间再说，我感觉自己被母亲一圈圈绕到那个线球里面，动弹不得，呼吸不得。
我带着几分埋怨对母亲说：“当初说阿米尔冲的是你们，现在说阿米尔撤的也是你们。”觉得自己像毛线球那句话我没敢说出来，不敢惹母亲生气。为了自己做回主，我绞尽了脑汁，但是剖析后发现，自己骨头里是个软蛋，从小习惯了听母亲的，已经忘了怎么拒绝。
自从连长出了车祸，似乎人生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人生了，以前，他虽然没有文凭，但是有个好家庭，还有一个好身体，这便预示着一个好未来。但脾脏切除后，似乎他的身体不全乎了，在部队的发展也就碰到了天花板。
就在我俩进入僵持阶段之际，一场更大的灾难突然从天而降。
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提着个喷水壶给绿植浇水，她的脚上穿着拖鞋，当她起身时，两眼一黑，整个人从楼梯上一脚踩空，随后重重地跌落下来。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家，他先听到一声惨叫，接着便是重物落地的巨响，跑过去一看，母亲已在楼梯上昏迷不醒了。
我爸赶紧叫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医生说：从二楼摔倒一楼，需要做全面检查，于是，脑CT，腹部B超以及胸片一个没漏。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让全家人没想到的是，在母亲的左肾，发现了一个鸡蛋大的肿瘤。
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看上去老了好几岁，他眉头紧锁地说：“你们的母亲刚满五十岁，不能就这样走了啊！”
几天后，父亲托人找到内蒙古最好的外科医生，外号“胡一刀”。胡医生五十多岁，很有经验，他对给母亲做手术信心十足，当时，横切刀口刚刚引入中国，他对父亲说：“我决定给病人做肾切除，采用横切术。” 父亲愣愣地看着胡医生，不懂横切的意思。胡医生用手在自己腹部比划了一下，父亲立刻明白了，那就是拦腰切开的意思，吓得冒出一身冷汗，父亲颤抖着声音说：“不管哪种切法，请一定保住我妻子的性命。”
随后，父亲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无法握住那支笔。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病房陪着母亲睡，她怕我坐一宿太累，对我说：“上来和妈妈挤一挤吧！” 我躺到她身边时，才感觉到母亲其实也是害怕的，不知为什么，我和母亲之间一直有种微妙的感应。
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手术整整进行了六个半小时，胡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肾脏周围的组织已经边缘不清了，这就是说很有可能已经扩散了，他临时决定做扫荡术，扫荡术这个词来自抗战电影，就是挖地三尺把可疑细胞全部找出来切掉。
一家人等在门外，我装出镇定的样子，双腿却一直在发抖，直到母亲被推出手术室，她的脸看上去有些肿，整个人仍在麻醉中昏睡。胡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只要过了头五年，就没什么大碍了。”我们心里的大石头暂时落地，我看到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回家后，母亲并不知道自己是癌症，我们骗她说：“你只是多囊肾而已。” 母亲信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干休所，没有隐私可言，你若想保存一点秘密几乎难于上青天。果然不出所料，院里的刘阿姨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母亲震惊，东窗事发时离我返校的日子已经没几天了。
母亲知道真相后有整整一天不说话，她在想怎么处理后事，弟弟妹妹还小，她把银行的存折交给我爸。
接着，母亲逼我表态，让我答应她不再和小狗子连长保持联系，母亲说话时的语气几乎是祈求的，她急切的神情仿佛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似的。我不得不安慰母亲说：“我向您保证，这件事过去了。” 说完，我的眼泪山洪一样爆发了，不想让母亲知道我陷进去了，于是夺门而出，一到门外刚才强忍的眼泪飞流直下，吓坏了院子里遛弯的阿姨。唉，动物都知道找个山洞养伤，我不能当街崩溃。一颗会哭的螺丝钉是会生锈的，我不能哭。
我冲出大门，来到街上，无处可去，任凭眼泪冻在脸上。一个老太太拎着几条带鱼兴冲冲地走在人行道上，中药店门口贴着醒目的纸：“黄芪已到”，17路站牌下，一对情侣搂着彼此的腰在等公交，他俩的脸上洋溢着甜蜜，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迈着国门打开之前的步伐，慢条斯理地过马路，遛弯，一片祥和悠闲。
我为自己难过，自打少女时代我开始憧憬爱情，之后一直矜持骄傲，不为各类才子帅哥所动，相信着红楼梦里面说的“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的鬼话，现在，二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春心萌动，所有美好的憧憬像春天的雨，滋润绵长，一浪高过一浪时，一场车祸改变了青春的进程，妈妈查出癌症，我变得更加脆弱无抵抗。我让自己尽情地哭，任凭泪水洗刷我的难过和悲伤，我不忍了，我忍得太累了。
几天后，连长那边传来信号，他已经非常明显地准备撤退了，不是因为他母亲的旁敲侧击，而是他自己极强的自尊心不容许任何苟且和退让，从小到大，他一帆风顺，自尊和自信始终陪伴，哪能接受人们背后的指指点点和任何微小的怜悯。
唉，那时的人们太认真，认真地痛，认真地哭。连长约我吃最后的晚餐，地点仍是烧麦馆，那天风很大，我的双手都冻僵了，我坐下后，半天都没把自己暖过来，我俩默不作声，相对无言，只差泪千行了。
眼看着烧麦都凉了，我也没吃下去一个，连长为我拨开的蒜瓣泡在醋栗，像两只大大的白眼，木怔怔地看着我。末了，连长掏出几封我写给他的信说：“谢谢你，当初答应和我通信。”他没说第一次见面时，已经觉得我会逃跑。
我发现自己傻傻看不清人却又自以为是，初见时断定他是一个粗糙的军人，不解风情，没有细腻的情怀，但他的信件让我有了新的认识，逻辑性强，浑厚深沉，不显山不露水，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却习惯于沉默，显然，他读了很多黑格尔的书，但在我第一次问他时，他竟然只字不提，我倒成了一只浅薄的蝴蝶。
想到这里，我的脸有点发热，羞愧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羞愧难言”的表情没躲过连长的法眼，他温和地笑了，说：“江湖很大，我们还是朋友。” 我强装欢笑说：“对，苟富贵，勿相忘。” 说完举起那杯蒙古王一饮而尽，我被辣得喉咙着火，满眼含泪。
他岔开话题，问道：“你哪天返校？” 我说：“下周三。” 他没再吱声，掏钱结账。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出现在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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