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始，钱穆告诉读者读此书需要具备一些信念——对待本国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能偏激地对待历史，亦不能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将当下种种“罪恶与弱点”归咎于古人。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中华文化也才有“转变与发皇”之期。
这看似简单的一段话，却蕴含了钱穆毕生的关怀与人生体验。钱穆出生于1895年，成长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那时，中国会不会灭亡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心中。当时，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深入人心，钱穆亦深受影响。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的萌发与深化，推动和激励着他毕生为学只为寻求“中国不亡论”的根据。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说到，钱穆毕生治学，只为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究竟将何去何从。
西方的强盛给人的直观感受便是西方文化的先进，这让当时的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持一种怀疑与否定的态度。钱穆与他们不同，相较于西化派来说，钱穆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深信，中华民族有着某种“中国历史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不亡的历史依据。正是秉持这种信念，钱穆毕生都在努力“为故国招魂”，一生为学都透着内心的那种坚定与执着。
《国史大纲》正是钱穆终极关怀的真实写照。该书成书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正值艰苦抗战时期。选在当时出版，意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不仅如此，它更浸透着钱穆忧国忧民的感伤，以及对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的升平盛世的憧憬。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境遇融进读书与民族情感中。只有如此，也才能将内心的冲动、兴奋与悲伤，投射到对生命的体验与历史的回顾，以一种内在的同情去把握历史的感情，调动起内心的那份激情，在内心波澜不惊、“无动于衷”的水面上泛起一丝同情的涟漪。而这，或许正是我们需要在钱穆和《国史大纲》中去细心体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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