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通商行船条约谈判时合影》。清政府商约大臣吕海寰（前排左四）、盛宣怀（前排左五）、美国代表康格（前排左三）、日本代表日置益（前排左六）
奉天开埠，是沈阳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开埠通商，是履行中美、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以下简称：商约）规定的条约义务，但绝不是在外国列强胁迫下的无奈之举，而是晚清政府及有识之士，在各国列强觊觎的险恶局势下，“外争利权，内促富强”的一次自觉行动。
一、自开商埠，抵制各国列强利用“租界”蚕食、侵占中国主权
奉天开埠，缘起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朝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第十一条规定，各国认为通商行船各条约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应修订时，应进行商议。根据这一规定，中国与美、日两国，自1902年9月起，同时进行商约谈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难谈判，1903年10月8日，分别签署了中美、中日《商约》，其中一项重要约定是：将盛京省的奉天府、安东县、大东沟三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
此次《商约》提出由中国“自行开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各国列强不断侵入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在沿海城市开放通商口岸。自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北京条约》又将开放的口岸增加到十二处。各国列强在开放的口岸城市中，分别划出自己的“租界”，在“租界“内，非法设立工部局、警察局、议会等，行使独立的管辖权，立法权、司法权，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虽然“租界”属于中国国土，但中国政府不能直接管辖。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一些主张西学的知识分子，便提出了自开商埠，对外通商，以商立国的主张。所谓“自开商埠”，就是摆脱以往按照条约开放口岸的束缚，由中国在开放城市中，自行划出一块供外国人居住经营的“合宜地界”，称为商埠地。商埠地内的主权和管理权归中方自主掌握。
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一大批包括清朝高官在内有识之士推动下，逐渐接受了自开商埠的维新思想，与其被动开放受制于人，不如主动开放掌握主权。
1903年，在中美、中日《商约》谈判中，对于美、日两国提出开放奉天、安东、大东沟三处为商埠的要求，中方并不反对，但坚持由中方“自行开放”，商埠内所有工程、卫生、巡捕等，均由中方自行办理，以保主权。
虽然美、日两国也进行了阻挠，坚持按“条约口岸”的方式办理。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到会谈结束前夕才达成妥协。由于中方坚持“自开商埠”的原则立场,迫使美、日作出让步,同意奉天、安东、大东沟三处，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
二、吸引外商外资，借各国之力，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殖民侵占
“以夷制夷”，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主要外交手段，就是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个国家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求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即所谓打“国际牌”。衰败的晚清政府也曾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取得过一些成功。比如，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通过签订《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意味着日本的国界推进到了辽河一线，不仅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也损害了俄国在东北的利益，于是，清政府邀请俄国、德国、法国等联合干预，最后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
而俄国则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取得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租借旅顺港等许多特权。1900年又借口打击义和团，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军事占领。俄国独占东北的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同英、日、美等国间的矛盾，引起激烈冲突。俄国为了阻止其他列强经济势力向东北地区渗透，一直竭力阻止在东北增设商埠。与此针锋相对，英、日、美等国为了打破沙俄独占东北的企图，在此次《商约》谈判中，坚持提出开放奉天等处为商埠，利用奉天“门户开放”，进入东北，与俄国争夺侵略利益。
东三省经历日、俄两国的轮番侵占，在主权逐渐沦丧，国势衰微的情况下，清政府认为：“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都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唯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为了遏制日、俄对东北的殖民侵占，清政府顺水推舟，以夷制夷，通过主动开放商埠，广招欧美等各国商民，引进外国商业资本，借各国之力，牵制日、俄等国对东北的侵占。
但由于俄国拒不撤军，上述两处开埠之事便无从着落。俄日争夺东北斗争的白热化，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在英、美等列强支持下，日本打败了俄国，取得了俄国在东北南部的所有特权。同年12月22日，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共同约定，日俄两国在东北撤军后，再开放十六处为商埠。
三、借鉴营口开埠的有益经验，自主建设现代化城市
由于长期以来，奉天作为大清王朝的“龙兴重地”，一直受到朝廷的封禁，其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水平均落后于内地。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末期，东北地区连续发生的战争，给奉天这座城市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劫难，民生及社会经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如何摆脱贫困，纾解民生，是晚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1861年营口开埠通商，通过接纳与融合世界市场，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将一个荒无人烟的芦苇滩，发展为东北最大的商贸重镇。营口经济迅速发展的示范性影响，使清政府认识到，在世界经济的猛烈冲击下，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融入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才能够扭转经济颓势，内争富强。营口开埠的成功经验，坚定了清政府开放东北的决心。
营口开埠，是根据《北京条约》被动开放的口岸，是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被动参与学习国际规则，此次奉天自主开埠，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转折点，中国不再是单向的“被参与”过程，而是主动参与，双向融入世界市场的自觉行动。一方面，我们是西方现代管理、技术的学习者，另一方面，将西方文明成果与中国文化传承相融合，自主建设现代城市，创造本土历史上新的现代文明。
奉天自开商埠，自1906年开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结束，历时二十五年。不仅有效维护了商埠地的国家主权，通过打开国门，吸引外商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彻底扭转了晚清奉天经济的颓势，迎来了东北经济的第一次崛起，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经济领先的先河，也奠定了东北地区农业、工业现代化基础。同时，也引导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带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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