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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众所周知，明代在赋役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从嘉靖年间开始在局部地区实行，到万历初年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的一条鞭法。
均徭法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官府根据需要随时佥派杂役的制度下，既无一定规制，差役又无定额，应役户负担亦不确定，加上官吏和里甲书差随意上下其手，黄册所载丁粮又严重失实，造成差役负担不均。
第一，将各级政府所需佥派差役的项目、轻重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改变过去巧立名目，随意编佥的做法。第二，所有差役以户为单位编佥。编佥时以里甲人户的丁粮多寡作为标准，其中无田产和田产极少的贫难小户，原则上不需应当均徭。第三，改变过去佥役之权操纵在里长书吏之手的做法，由官府审定各户丁产状况，编定各户所应当的差役，在此基础上，在黄册之外另行编制均徭文册，将编定的结果记录在案，使里甲人户所应充当的差役明确化和相对固定下来
过去官府依靠里甲组织佥派徭役，是由官府向里甲科派，里甲转佥人户，实行均徭法之后，代之以按照里甲的次序轮流应役，这一佥役办法的改变，表明黄册里甲制度在地方政府控制基层社会方面的作用开始有所改变，里甲组织作为基层社会行政组织的职能降低了。以后均徭法的演变，朝着这一方向有进一步的发展。
自明代开国后不久，各处大小各衙门及其附属单位如仓、库等，都纷纷伸出手来向里甲方面索取人财物力的支应。里甲的负担早已超出于催征钱粮和勾摄公事的力役范围以外了”
均平”的改革，是用按丁粮征收货币赋税作为地方上公费开支的办法，取代原来由甲首到官府值日，供应各种衙门不时之需的办法。
原来对里甲人户的无定额的法外科敛，开始过渡成一种规范化的定额赋役。明朝政府的赋役体系中，从此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税项，这就是后来列为“四差”之一的“均平”。
均平法改革的意义，既不在于负担是否更平均了，也不在于增加了一项新的税项是否合理，而在于：第一，里甲人户纳均平钱后，“甲首终年不到衙”，这对于后来官府与里甲户关系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均平法的实行，按丁田征收一定比例的货币，迈出了转变成为以户为单位，以丁粮为课税对象的丁税和田赋附加税的重要一步，开创了户等税分解演变成为比例丁税和比例地税的先例，这是后来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地方公费的赋税化，开始了把地方行政开支纳入国家财政赋税体系统一预算的过程，改变了州县行政的运作方式。
简单地说，均平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公费开支的来源，从而改变了州县政府与里甲编户齐民之间的关系，对后来新的财政赋税体制的形成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一切赋役用银交纳，官府对里甲的依赖方式就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既然政府收了银子可以办一切事业，就不需要依赖里甲供应。里甲户与政府的关系就转变为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了。与此相关的是多了一种受雇于衙门的吏役，在官府与编户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往有些研究将雇役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相提并论，其实官府差役用雇役的方法取代征调编户的方法，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的发展并没有联系。
明代广东地区的赋役制度，经过由正统到正德年间的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粮料”（粮即田赋，料指上供物料，这是两者的合称）和“四差”（均平、均徭、驿传、民壮）为主体，以白银货币为主要征收手段，分别照丁田摊派的格局。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运作，已经不像明初那样，需要完全和直接地依赖里甲组织进行，因而更能适应明中叶以后里甲体制变动及里甲组织效能降低的社会现实。
赋役负担的不断加重，使里编户深受其苦，其要害在于赋役征派的非定额化，初时改革希望制为定额，但改革者受儒家政治伦理中“轻徭薄赋”观念的支配，不切实际地将征收定额定得过低，企图依赖官吏的清廉和自律作为保证，结果只能使定额不能守，反复多次，征派无定额的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差役征派的种种矛盾，无非官吏作弊，预算不周，黄册失实，里甲不齐。其核心在于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矛盾。赋役体系从由完全依赖里甲到不依赖里甲的过渡阶段，里甲既不能胜任，又没有完全失去作用，从而引起了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到了清代前期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
版籍混乱，田地迷失，人民流徙，使赋役无从征派。势豪逃避赋役，官吏贪污舞弊，直接侵蚀着政府的财税收入。为了保证财政来源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缓和社会矛盾，有一批官员在嘉靖年间对赋役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整顿，这些整顿为一条鞭法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嘉靖年间的改革，不但为一条鞭法的实施扫清了道路，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虽未有一条鞭法的名称，但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一条鞭法的要素了。这些改革实在是一条鞭法改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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