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过台北的中央公园吗？
你去过城市散落的“红灯区”吗？
……
真巧，我也没去过。听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从书本中窥见过。
看着白先勇先生的《孽子》，不知道为何就想起看过的《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介绍。于是恋恋不舍地看完前者，随即捧起后者读起来。
形式一本是小说，一本是田野调查的随笔；背景一个发生在台北，一个发生在大陆；人群一边是“同志”，一边是“小姐”……如果硬要说共同点，大致就是这两个人群都不太被主流所认可，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吧。
《孽子》写得好。无论是场景的刻画还是人物性格的呈现都是极好的。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下面这段自白。
在这里，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把我归成“惯窃类”，你说难不难听？每个星期三，有个师范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来找我谈话，他说他在研究台湾青少年的惯窃问题。他问东问西，挖我的材料。他问我为什么喜欢偷东西，我说我看见人家的东西，喜欢就拿来玩玩。他说拿人家的东西就算偷窃，我说光拿东西不拿钱，算不算偷窃？那个研究生唔唔呃呃答不上来，给我考倒了。我跟他说，我有一次拿了人家一个皮夹，里面有几十块美金，我看见没有别的东西，那个皮夹也莫意思，便又放回那个人的口袋里去了。那个研究生把我说的话都记了下来，他说我是个极有意思的特殊个案，他说我的心理有问题，他要建议辅育院给我心理治疗。去他娘的，我的心好好的。治疗个鸟。
作为在步入正轨的心理咨询师，看到这里觉得心被撞了一下，总觉得有地方不对，却又说不上来，难受得紧。
耐着纠结的感觉，看完了《我在现场》，全书几百页，我印象最深刻的只有四个字——“自甘堕落”——这恰好是解开我纠结的答案。
“她们来做小姐，一定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吧”，“她们一定很可怜，很需要帮助”，“她们一定不太会保护自己”……
在提到“小姐”这一群体的时候，我猜想不少人会有以上的联想。很多研究者和社会组织一开始也是这样，如书中所呈现的，他们一开始屡屡碰壁，直到他们意识到“小姐”也是普通人，事情才有进展。
《孽子》中的咨询师，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就是一个问题青少年，需要治疗”。在咨询师眼里，对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问题”，一个“惯窃犯”。
在《我是现场》里，一开始研究者只将被研究者当做“小姐”，觉得她们一定有“问题”。所幸，随着研究越深，越是发现，对方是“人”，“小姐”这个角色只是对方生命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通过“人”本身来认识对方，是重要的，也是尊重对方的体现。我想没有人希望被贴上一辈子的标签“那是惯窃犯”，“那是小姐”，“那是吸毒仔”，“那是同性恋”；没有人希望被定义成“问题”本身；也没有人希望自己被认定为可怜的社会边缘人，似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别人才能发声……
最后，思考一个小问题：在咨询/研究的过程中，究竟是谁更需要谁呢？
究竟是被研究者需要研究员，还是研究员需要被研究者呢？究竟是个案需要咨询师，还是咨询师需要个案呢？
你可以有你的答案。而我的答案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入凡间看看，才会知道，自己真的不算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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