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三册，是册书笺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篇为先生为严氏辨诬。盖俞正燮《癸巳存稿 卷一二 ＜全上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言：“（是书之成）实阳湖孙渊如观察之力，........铁桥（严可均）搜校古书金石，补至十分之一”。
钱先生驳斥有四点。其一，严氏《铁桥类稿 卷三》有致同年书信，严氏道及“草创傍蒐此书之劬，自我作故，非因人成事者”；其二，严氏《铁桥类稿 卷四 答孙氏问》，“面斥孙星衍之不学，....词气轻薄”，先生反问“使果相沾丐，何敢无顾藉乃尔？”其三，先生总结严氏撰写此书之规律：书目存在而文失，补之；书目存在文佚，必为拾遗。然而在《全三国文 卷七五》对杨泉《物理论》不辑只字，不按片语，一反通例。仅在《全晋文》有关傅玄按语曰，《意林》所载《傅子》，乃是杨泉《物理论》也。怕是因为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有《物理论》辑本，“怵人之先，而复不屑享人之成”。其四，杨守敬在严氏书跋谈及，是书有辑梁永阳王前墓志，此乃是海内孤本，为严氏向藏书者祈求录之。而孙星衍之《访碑录》不栽是志也。
于是先生就推测：严氏，孙氏原来打算协作是书，“渐即隙末，而严不舍以底大成，孙则中道废置。”先生举《孙渊如先生年谱》言孙氏兄弟与严氏同辑，而严氏不及孙氏片语。于是先生做出结论：“严叙绝不道孙，以原有共辑之议，恐人以己为掠美也；而孙谱必道严，以原有共辑之议而让严氏独为，恐其书成而专美也”。二者心理，先生把握颇好。
某前文《老天真，牧斋识之人不明》，谈及牧斋与朱鹤龄协作注杜诗。牧斋以自己前所收集之资料以及自己一部分注释，全部交给朱鹤龄，以待其出书。然而，康熙元年，朱鹤龄再次坐馆牧斋之家，两人就注释发生争执。钱谦益在《有学集 卷三十九 复吴江潘立田书》言明二者之分歧：“（朱氏）既而以成书见示，见其引事释文楦釀杂出，间资嗢噱，令人喷饭，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慍，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以定本来，谓已经次第芟改，同里诸公商榷详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悬诸国门矣。乘间窃窥其稿，向所指纰谬者约略抹去，其削而未尽者，疮瘢痂盖，尚落落卷帙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后来，发展到人身攻击，最后，相约皆不出书，留待后人评价。
吾乡有言：搁伙的买卖做不得，既是说做生意不可合伙，利益不同而。此处两则故事，亦是搁伙编辑书籍，不料亦未成功，反而成仇也，可见合作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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