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国11-王安石

王安石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以今天人们的眼光，真正的政治家是很罕见的。这个结论的得出有点令人尴尬，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或者说那么得令人难以接受。这是由文明属性决定的，汉文明在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层面是比较迟钝的，自然也就失去了催生政治家的土壤，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参差不齐的，好的或者坏的官僚，俗称忠臣或者奸臣。

历史上一般公认的而中国政治家一共有四位。先秦的商鞅，西汉的王莽，大明帝国的张居正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北宋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既然王安石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名垂青史的，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王安石的政治表现吧。政治家和普通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一般是建构者，而官僚们更多地只是批评者。无非就是忠臣们一般无差别地批评皇帝和同僚，而奸臣们阿谀奉承皇帝的同时，主要打击同僚而已，至于结果，其实差不太多。哪怕是建设性的政治行为，也多是一些表面上，或者局部范围地建构和规划。比如调整某个行业，或地域的税率啊，给某某生个官啊，要不要修葺黄河大堤啊，具体怎么修之类的。总之大多是些婆婆妈妈，扯不清楚的麻烦事。

政治家不一样，他关心的只是给整个社会治病。他会坚定地，抑或偏执地认为当前的社会有病，需要治疗，然后他就开方子抓药，按照中国传统，辨证施治，着急了也操刀上阵。

王安石就是这样干的。他分析了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朝纲不正的残酷现实和导致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结合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理论和方略，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措施和应对方法。试图对当时的北宋社会进行全方面的改造。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公元1069年变法开始，1074年，王安石罢相，变法结束。

先不说具体的变法内容对当时北宋帝国的触动和改变能有多大，就单说王安石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北宋社会的认知，和与众多同僚之间的差异就几乎无法弥合。好歹也是中华帝国中最为昌盛发达的北宋时代，尤其是神宗在位的时期，尽管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还没有到王安石所言的“危机四伏”的程度。王安石的主张虽然得到了神宗的首肯和认可，但显然缺乏整个官僚集团和上层精英的一致认同，社会舆论也不支持，或者说无法理解。结果，变法过程中稍微遇到阻碍，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党争”。舆论准备不足和意识形态的不支持应该算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具体变法内容而言，王安石在现代历史学者眼中是广受推崇的。因为他的变法措施中体现出了罕见的现代社会才有的经济，甚至金融管理的理念，但可惜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过分超前了，当时根本没有具体的技术手段，比如会计方法，注册登记，企业法人制度等等让他的这些想法成为现实。简单说，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条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停留在纸面上。

至于他变法可以实施的那一部分，又因为无情地触动了社会上层，官僚集团以至富商巨贾的利益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到了变法后期，理论上能够受益的普通大众也因为执法过程中的繁琐，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混乱，导致失去了希望和耐心，逐渐也开始变得抵触新的管理方式了。如此一来，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这就是大致的情形。

如果以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王安石变法，其实更容易做出判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不可能获得他所期望的成功。抛开他变法中那些复杂的技术性要素，只看一点就足够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本质实际上是想调整社会权力的分配，具体说，就是扩大中央的权力，提振皇权，打击各种官僚和豪门巨贾越来越强的在国家社会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而这个诉求其实是悖逆当时的历史前进方向的。还记得吗？此前我们多次分析过，宋朝是官权成熟，并且高度发展的社会，不通过颠覆性的手段，通常就是改朝换代，这种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是无法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应该算“反动派”。

尽管王安石变法整体上以失败告终，但像所有的人类事物一样，失败中也蕴含着成功的因素。王安石变法的很多具体措施其实都被保留了下来，甚至在后来整个宋王朝里都能得以窥见。比如大奸臣蔡京推行的各种国家专卖制度，教育制度，和局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而且 ，从神宗到宋徽宗，在王安石精神，或者说派系的影响下，中央权力确实也得到了部分的加强，中央财政状况一度达到了宋朝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应该也算是王安石另类的一种成功吧。

比之于他的变法，王安石这个人本身其实更有意思。他是出了名的执拗。

王安石小时候的经历和司马光很相似。官僚家庭出身，教育良好，打小就聪慧异常，见识广博。比司马光更厉害的是，他科举考试一次就过。1042年，年仅21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开始了为官生涯。和同时代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似乎没兴趣升官。早年间一直辗转各地出任地方官员，广泛观察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百相，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在他开始进行规模浩大的变法之前，曾经多次拒绝进入中央，甚至中枢的机会，皇帝都拿他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是有点天真的，假设如果他能先在中枢机构干上个十年八年，也许他的改革计划起码会顺畅不少。

只能说，王安石是个过分务实的人，他需要权力只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这多少有点书生意气，而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情况。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他本人的声誉和来自于人们的，尤其是同僚的尊重并没有减损多少，正如他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同志说的，他是一个一心为公的人，不应该遭到苛责。到底是名臣风范，这是北宋士大夫们最可爱的地方了，朝堂之上可以打得不可开交，但公事完了又可以若无其事地相处。

王安石在私德上也是一个接近于无可指摘的“完人”。他近乎于极端的清廉朴素，不慕声色。我只能猜想，和司马光一样，一来他自小受的教育，尤其是他广泛地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让他根本没有这种心理需求，二来，他们小时候较好的生活条件已经让他对这些浮华的东西丧失了更多的兴趣。不过还是有些纳闷，太过分了，哪怕是像范仲淹一样，浅尝辄止也好啊。

看两个小故事吧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观察王安石的一生，总有一种感觉，他太认真了，以至都不太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也许正是他的不凡之处，在一个以适当糊涂，不求甚解为底色的环境里，他活出了另外一种风采。

也许王安石生错了时代，也选错了行当，他的气质其实更适合做纯粹的学术工作，比如现代的科学研究。他的坚持，执拗，不为凡俗所动，甚至他的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邋遢仪表和现当代的科学大家爱因斯坦都很有几分相似。再不济，让王安石为中国搞搞导弹，核武器研究，那绝对是一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