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是确然的宿命，你会如何应对这步步逼近的倒计时恐慌？
福岛核泄漏、H7N9，这两个词有曾引发你的关注和恐慌吗？ 我只是在偶尔的独处时刻似乎嗅到一丝死神黑袍中弥散出的腐朽气息，片刻但转瞬即逝的恐慌。
恐慌会持续多久？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生活或行为？
1月末读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2月重翻了加缪的《鼠疫》，找了三部与流行病毒相关的灾难电影，韩国的《流感》，日本的《感染列岛》，美国的《末日病毒》。于是想聊聊：死亡与个体、集体的决策困境。
如果福岛核辐射真的已经造成日本食品和水的污染，你还会选择去日本旅行吗？你会拒绝一切的日本进口食品、化妆品吗？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大家不都还在购买日本进口奶粉，化妆品？”
2月中旬，有闺蜜要去日本开会时，我毫不犹豫列好了购物清单，当决策平衡单都无法帮助你做决策判断时，不妨观察一下你的行为，这与政治学当中的“用脚投票”一样。深究背后的心理机制，我想是从众心理作祟，让我的行为趋同于我所了解的大多数，当然还有我的亲密关系人——闺蜜且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学者，信任、权威都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因为我处于灾难的非核心区域，死亡威胁在时间和强度上都不够直接。
处于灾难核心区域的人群呢？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行为选择？
福岛核事故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同属于最为严重的7级核事故。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福岛核电站一千两百多页的事故报告书，指出福岛核事故大气泄漏的铯137总活度与切尔诺贝利事故释放的铯137总活度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些放射性物质会随着气流和降雨扩散到周边地区以及全球。
《星火》杂志第十七号，一九九六年四月：”目前用石棺封住的四号反应炉炉心，仍有大约二十吨核燃料，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究竟如何。……石棺会不会崩塌？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至今我们仍无法进入石棺或接缝处检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石棺崩塌，后果会比一九八六年严重。”
但是在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第一现场，有些人选择留下，被驱散的很多人又回到家乡，还有很多人从别处来到切尔诺贝利生活。
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离开后又回来？为什么选择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不离开的大多是孤独的独行者，没有亲人只有家乡，离开本身就等于死亡。
离开后又回来的多是家乡的眷念者，在他乡的楼宇之中没有自己亲手种下的苹果树，没有可以装满十几个罐子储藏一个冬天的土豆，空气里看不到辐射的颜色，喝下自家奶牛挤出的牛奶也不会马上死亡，那牵扯的思念比起还未到来的死亡更加猛烈。
改变大半生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模式，于很多人来说是比死亡更残酷的事情。显然，事实告诉你这世界上有着比死亡更难以承受的痛苦。
迁移到切尔诺贝利的很多人，一部分是因为使命，还有一部分则是对更直接死亡的逃离。
”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发生以后，很多机器都无法正常运作，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那些智能机器人的线路都被辐射摧毁，而很多军人穿着橡胶服在现场承担着不同程度的清理工作，对他们来说，死亡是明确的却又是无法理解的，它会用不正常的方式出现，不像战场上的子弹枪炮那么直接。
面对焦虑，心理会有很多防御应对机制，包括合理化和接纳，在这里，既然死亡无法逃离，既然死亡无法用有限的智识去理解，那就用可以接纳的方式将它合理化，毕竟信仰、荣誉还有国家利益已高于这一切。
”我们为什么来切尔诺贝利？因为这里没有人赶我们走，没有人把我们踢出去，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土地了。上帝收回这里，住在这里的人都离开了。“
塔吉克斯坦的内战让被枪炮威胁的流亡者选择了切尔诺贝利，至少这里的死亡不会发生在呼吸的下一秒。
在未知的死亡面前，你选择相信谁？
《流感》、《感染列岛》、《末日病毒》三部电影从不同的侧面描画了传染性疾病爆发时的人群恐惧。
《流感》延续了韩国电影在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对政府的问责，微观上有亲历者的故事线，宏观上有政府的应急决策。于是电影当中，除了女主角的医生和母亲这两个角色间的博弈，还能看到美韩关系与国民利益的博弈，以及决策中的两难困境。
从感染到发病仅仅60个小时，通过飞沫传播。这个死亡来的显然足够急迫，“没有治疗剂，没发现幸存者没找到抗体”、“预计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数量将会急剧上升”，迅速的地区封锁和隔离，然后进行广播、电视宣告，出现大范围公共场所的混乱和恐慌。恐惧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大多数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已被卷入了死神的黑袍。
想起《鼠疫》中对于离别的长段描写，对于盆塘地区的部分民众来说，本只是一次寻常早上的寻常告别，却变成了一次生离死别。
电影《流感》
这部电影最受争议和震撼人心的一幕就是体育馆的死尸坑和焚尸，爆发性增长的死亡数量，来不及治疗和干预看似草率的处理方式，让隔离区域的可能感染者丧失对政府的信任，激起暴乱和反抗。
电影《流感》
电影《流感》
混乱中抗体携带者的死亡，趁机抢夺利益的扰乱者和美帝胁迫下的极端处理预案让局势一度陷入绝境，让军队和民众举起枪站在了对峙面。
随着母爱抗争下新幸存者的产生和总统的力排众议，重新挽回民众的信任，才让局势回归可控。
电影《流感》
灾难面前群体的恐慌是死亡的急速助推器，如果当你身处灾难漩涡中心，看见至亲的死亡，是否还能坚定相信政府、军队和医疗体系的决策可以保障个体利益？
让谁活下去？如果你被赋予了决定生死的权力
《感染列岛》将视角聚焦在医护人员的牺牲和奋战，是日本典型东方文化下集体观念和职业意识的深度体现，以及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和警示。
这部影片里的恐慌更多来自一线的救护者，病源追踪的错误，救助资源的匮乏，在死亡面前的冷漠抉择和强烈挫败感，在长久的恐慌里从一次次崩溃到近乎麻木。
电影《感染列岛》
感染者和死亡者数量急剧上升，感染病源依旧没有发现，治疗方案被一个个否定，病房里呼吸机已无法应对陆续送入的病患，世卫组织的官员小林荣子医生也是这一次危机应对的领导者，选择让更有机会存活的生命占有资源。
拔掉一根呼吸管就是随即的一次宣告死亡，看着生命在自己手中流逝，病房里弥漫绝望和崩溃。
权力和责任的共存，意味着你的每一次决策都会影响众多个体，当你能决定谁可以多呼吸一秒谁又能争得活下去的契机，你确信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吗？你保证你可以在残酷的抉择面前足够理智和冷静吗？
当个体与群体的依存被绑上命悬一线的危机，每一个决策都似举起屠刀，有些职业注定肩负更多使命、承担更多压力。在生命的战场上，医生和军人一样。
对死亡逼近的长久恐惧带来末日的狂欢
《末日病毒》是一部美式公路电影，面对公共力量已经无法对抗干预的病毒侵袭，很多人选择了逃亡，尽可能的远离人群，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水、汽油），这一路的狂奔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美式的个人主义文化让这部影片选择关注死亡面前的人性明暗。
片头车内的四人组合言谈轻松，穿插海滩上少年嬉戏的记忆回顾，气氛愉悦如一趟普通的郊外旅行。直到一辆拦路车的出现，车厢内瞬间被恐惧充盈，那个露出头的血色口罩把车内的四人带回现实世界。
旅途漫长，死神潜伏在每一处生命的喘息里，要到达那个能避世的终点，一路充满考验。
抛弃感染病毒的女友，为掠夺汽油而枪杀途中遇到的陌生人，为摆脱已感染病毒的亲哥哥射出子弹，一路上善良会惹来麻烦，戏谑也无法避免灾难，只有冷酷能支撑到终点，然而那时的自己“已变成彼此陌生的两个人”。
电影《末日病毒》
自己活还是一起死，在没有直面抉择之前，我想我也断然给不出答案。活下去是本能的欲望，爱有多强烈才能打败对生命炙热的渴望。
从恐慌、麻木、狂欢到迷失
心理的防御机制类似弹簧，压抑太过用力就会更大力的反弹，在人类300多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心理学会了一系列的自我保护措施。
恐慌是提醒对危机的警示，麻木是缓冲持续伤痛的刺激，狂欢在逃避现实的无力中求得挣扎的一丝愉悦幻影，最后的迷失带来灾难之后永久的印记，选择更顽强的对抗，或者更消极的屈服于命运。
《鼠疫》里的阿尔及尔地区也在死神的笼罩中残喘了很长时间，曾经努力逃脱的外来者也开始逐渐忘记逃脱的理由，命运会用长久的苦痛去驯服那些桀骜的抗争者，当与死神的战争停息、恶魔逝去，人群里没有雀跃没有狂喜。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
在死神导演的这一部悲剧里，我们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莫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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