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桂可以说是我第一个谈婚论嫁的女友，长相不算漂亮，还过得去吧，对得起观众；身材皎好，非常匀称，但比我高一点。她很知道照顾我的自尊，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穿高跟鞋，尽管如此，她仍然比我高出一截。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她的那些好朋友都很诧异，她那么高，怎么就看上了我这么一个五短身材、相貌也并不出众的农村民办教师？！
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谜团。当时是“文革”后期，她家祖宗三代都是“红五类”，在社会上仍然十分吃香，地位比我们这种“黑五类”出身的不知高出多少，加上她的身材、长相，说什么也是我“高攀”了，更何况我还是个农村民办教师！虽然她也还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但凭她的家庭出身，回城工作只是迟早的事；而我这个农村民办教师却是遥遥无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翻身。她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不由我不疑惑。
说起我与小桂的相遇相识，她首先认识的是我母亲，可以说是我母亲的忘年交，然后才认识了我。那时候，我母亲经过几年“文革”浩劫，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好不容易获得了一点点人身自由，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动大手术，同病房的一位病友就是小桂的母亲，与我母亲同病相怜，得的是同样的病、差不多是同时动的手术。我们兄弟几个，除了最小的五弟，四个都在比较偏远的农村“插队”，没办法在母亲身边照料母亲，全靠小桂在照顾她母亲的同时也很好地照顾了我的母亲，端茶送饭、打扫卫生、陪伴聊天、……，我母亲很感激她。
小桂与我母亲很谈得来。她父母亲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工人，相互之间除了柴米油盐、生活琐事，没有什么别的可谈，与儿女的沟通就更少。那时候又没有电视可看，连一部像样的收音机也没有,就是有，除了铺天盖地的空洞口号与革命样板戏，也没什么可听；大多数书都是禁书，不准看；报纸又都是千篇一律的大批判文章，味同嚼蜡，很难读得下去，生活单调乏味。在小桂的心目中，我母亲几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简直就是一个活的图书馆。她特别佩服的是我母亲的文学功底，古今中外著名的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我母亲基本上都能说得出一二，而且娓娓动听。小桂毕竟也是个“知识青年”，对“知识”还有着几分好奇与追求，加上母亲有意引导，她对文学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了。
我母亲病愈出院以后，小桂还经常来我家看望我母亲。我母亲身边正缺一个能够陪她说说话的女性，所以对于小桂的到来自然非常高兴，待她就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常常留她在家里过夜。小桂也很善解人意，知道怎么讨我母亲喜欢。我母亲生了五个儿子，一直盼望能有个女儿，小桂无形中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女儿的角色。
那时我已经二十三四，很多比我小的“知青”都有了自己中意的“朋友”，唯独我“高不成、低不就”，孑然一身。母亲大概也有些着急，又觉得小桂这女孩子还挺不错，就有意想促成我与小桂“谈朋友”。小桂其实也明白我母亲的心思，因为几乎每次母亲都要提起我，谈我的处境、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将来。尽管小桂见都没有见过我，她对我已经了如指掌。而我还蒙在鼓里，甚至不知道有小桂这么一个女孩子已经在关注着我。
七四年寒假，我回家过春节，见到了小桂。母亲告诉我小桂是她住院动手术时同房病友的女儿，也是插队知青，小桂如何与她谈得来，和她的关系如何亲密，我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我试着与小桂谈了几次，感觉不错，还谈得来。于是，我们心照不宣地交起了“朋友”。说是“交朋友”，其实也没有见上几面，见面也没谈上几句话，倒是有过几封书信来往。书信往来，不过是些普通的问候，谈谈生活、谈谈工作、谈谈有哪些知青又回城了，没有一句象恋人那样亲密的话。
那时候，我和她都是插队知青，前途未卜，最怕的就是出个什么岔子回不了城，所以，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肯首先说破那层关系。
七五年春，我得到县教育局的通知，让我到广西教育学院进修半年。临行前，我专程去了一趟小桂家向她告别。小桂和她家人都很高兴，认为这是我一个命运转折的大好机会，至少，“民办教师”该转“公办”了吧，“公办”则意味着有了“铁饭碗”，从此可以衣食无忧了。而我却没有他们那么乐观，我深知“民办”转“公办”的内幕，象我这样，领导层没有什么关系、家庭出身又不好，希望十分渺茫。当然，我还是高兴，高兴的是，我终于有了一个到大专院校学习的机会，这是我当时梦寐以求的。
我在南宁进修那段时间，与小桂的通信是最频繁的，大概平均每周一次吧。这样的通信频率在当时已经是令人惊奇的了。那时候的通讯手段非常落后，最快是长话，可是很贵，而且必须跑到邮局去打，就算是长话打到小桂插队的村子，还不一定找得到她，我们没钱、也没时间打长话；其次是电报，那就更贵，字数有限，内容公开，而且也必须跑邮局，有谁会用电报谈恋爱呢？于是，只剩下了寄信，我写信给小桂，大概要三四天到她手上，就算她立即回信给我，也又要三四天功夫才能收到。所以，平均每周一次的通信，在当时的确令人惊讶，很快就使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在临桂插队的女朋友。
那样频繁的通信，在别人眼里就是“热恋”，其实不然。我的感觉，就象一杯温开水，不冷不热，清澈无味，温温吞吞，但能解渴。我的信比较长，大概一千来字，谈的都是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都开设了哪些课程、哪些老师教我们、大学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对这些课程和老师的感受、我怎么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我怎么被选上了学习委员，……，有点类似于“周记”；她的回信则比较短，三五百字，无非是农活怎么累、怎么辛苦、怎么没有意思、怎么盼望早日回城之类，经常也通报一些流传在知青当中的“小道消息”；每当她身边有哪些知青由于“招工”、“病退”等原因而回城了，她的情绪就显得特别烦躁，更是满纸牢骚了。她是工人的女儿，自然发什么牢骚都无所谓，而我的家庭出身却使我不得不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一句话，即便是给小桂写信也是如此。所以，我的信就显得比较拘谨、呆板，小桂的信就显得比较生动、活泼。小桂的信尽管不长，但总有那么一两句期盼我、鼓励我的话，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七五年春末，小桂不知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到南宁来看我。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实在的，也有点想念她，也想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她，多加深一些感情。答应之后，我才发现着实有点为难，住宿虽然不用愁，找她那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妹妹就行了，但是,手头的确窘迫，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不过25元，身上的所有财产不超过30元，怎么接待女朋友呢？光吃饭还好说，总不能不带她出去玩玩吧？总不能不送点什么像样的东西给她吧？回家的路费总不能让她自己掏吧？正在发愁的时候，一位与我很要好的、我称之为“叶大姐”的女同学知道了这件事，主动借给我5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小桂是星期五傍晚来到南宁的。我到火车站去接她，一下子就在人群中发现了她的身影，远远地向她招了招手，她快步走了过来。那时候从桂林搭火车到南宁，足足需要十个小时，旅途劳累使她显得有些疲惫。我们俩在非常平静的气氛中相视一笑，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仿佛没有那种久别重逢、令人兴奋的感觉。也难怪，毕竟我与小桂并没见过几面，就连心里话也从未说过，相互之间还有些陌生。
出了车站，就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招待她，算是给她接风洗尘。那是我第一次与小桂单独吃饭。陌生感在饭桌上慢慢消失了，逐渐有了些亲昵的气氛。我们吃什么，忘记了，但谈话的内容至今仍然依稀记得。
她问我想她吗？我照实说有点想。“为什么？我又没有说与你谈恋爱？你干嘛要想我？”没料到她会这样问，问得我不知所措，“朋友就不能想念吗？”我支支吾吾地搪塞起来。“既然‘想’，干嘛才‘有点’？是学习太忙吗？还是我在你心目中并不重要？”看来她有点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了，“不是你说的，我们俩人的关系还没正式确定，我哪敢自作多情呢！”我赶快找个理由狡辩一下。“除了我，你还谈过其他女朋友吗？”……那天晚上，话语的主动权始终在她手上，我头一次领教了女人的嘴是多么的利害。
我星期六请了一天假，加上一个星期天，陪她在南宁玩了两天。那时的南宁，也没什么好玩的，只有动物园、人民公园和南湖公园还可以看看。其实，与其说是“玩”，还不如说是“谈”，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谈”恋爱。我们边走边谈，从父亲母亲谈到兄弟姐妹、从童年趣事谈到下放插队、从她对我的看法谈到我对她的感受。她还问了我今后的打算，我说：“看来就是当老师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当老师。”“如果有招工的机会，可以当工人呢？”她问。那时，“招工”是每个插队知青梦寐以求的，除了“病退”，“招工回城”，几乎是插队知青脱离“苦海”的唯一希望。“那就先当工人，回到城里再说。不过，我总觉得自己终归还是要当老师的。”一年以后，我果然被招工回城，当了一名最苦力的装卸工，咬着牙拼命干了三个月，终于又回归到教师队伍，那是后话。
星期天晚上，甘肃省歌舞团在新落成的南宁大剧院演出红极一时的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丝路花雨》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博采民间歌舞之长，被赞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此剧在全国各地巡演，所到之处无不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就在小桂来南宁的前一天，我们班好不容易分配到了五张门票。按当时的惯例，班干部一律不能去，必须让给其他同学去看，我是学习委员，自然也得遵守这个规矩。“叶大姐”想成全我与小桂的好事，提议把其中两张门票给我，让我带着小桂一起去看演出，全班一致鼓掌通过。但我实在不好意思一个人拿走两张门票，就只拿了一张，说：“非常感谢大家的好意！无论如何，我只能拿一张。这张门票是全班同学送给我的珍贵礼物，我要把它转送给我的女朋友小桂，希望她不仅记住我的情谊，也记住我们全班同学的祝福。”
我把这张门票的故事说给小桂听，她似乎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感动，让我多少有些失望。
我把小桂送到大剧院门口，说好我就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等她，演出结束后我送她回她妹妹那。剧院广场上挤满了慕名而来又没有搞到票的人群，许多人为的只是在剧场外面听一听《丝路花雨》的音乐，其实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一点，人们依然如醉如痴。
春末的南宁，晚上的天气依然有些冷，春风吹到身上凉飕飕的，并没有带来多少暖意。我呆呆地望着月朗星稀的天空，突然怀疑今天的举动是不是太浪漫？太诗意了？小桂能够理解我和全班同学的一片苦心吗？
歌舞剧散场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我和小桂一路步行到她妹妹的住处，大概是深夜十二点钟。她妹妹正焦急地等着她，迫不及待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临桂的招工指标下来了，家里让她尽快赶回桂林参加体检。小桂高兴得当场就跳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小桂搭火车回桂林，我赶到车站为她送行。看样子她兴奋地一夜没有睡好。我既为她高兴，也为她担忧：听说这次招工的工种不太好，属于比较“脏”和“累”的那一类，她能吃得消吗？愿意长期干下去吗？或者，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转别的工种吗？而且，也担心她一旦回了城，还愿意与我继续交往吗？
小桂回桂林一个多星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顺利通过了“政审”与体检，办好了相关手续，已经到单位上班了，虽然脏一点、累一点，比起农村那要好多了。速度可真够快的！我马上给她回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渐渐地，我与小桂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要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有时候我提起笔来打算给小桂写信，苦思冥想，居然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才好。
很快，半年进修期满，我又回到了公社中学任教。不久，县教育局下拨了两个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公社书记曾向我许过愿，说是一有指标就给我“转正”。他并未食言，问题是我“政审”不过关被刷了下来。理由是我父母亲当时都是被“管制”、被“专政”的对象。本来我父母亲的事情由于邓小平的复出而有了“平反”的希望，却不料邓小平才复出不久就被第二次打到，所谓“平反”又遥遥无期了。校长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说：像你这样的家庭出身，能够当个民办教师就很不错了，知足吧!老老实实干下去吧！结果，我的一个学生，校长亲戚的小孩，送到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了三个月，回来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公办教师”。
我忿忿不平地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小桂。小桂一直没有回信。我估计她正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像我这种情况，明摆着没有什么希望了，她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与我交往？的确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换成了我，大概也会这样。
差不多放寒假的时候，我又试着给小桂写了一封信，约她寒假到家里来叙一叙。这次很快接到了她的回信。大意是：我们俩年纪都不小了，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成家立业的事了。现实情况是：她在城里，我在乡下，如果结婚成家，就会产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她不能不为自己和后代的将来着想。她说，也许她的想法比较自私，但是希望我能理解，趁早一刀两断，免得今后大家更加痛苦。她的信写得冷静而客观，仿佛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小桂冷冰冰的态度一直凉到我的心里，顿时使我清醒了许多，不再抱任何幻想。
我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对小桂的来信并不吃惊，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仍然有些伤心，毕竟，被人甩了是很伤自尊的，更何况在我所接触过的女孩子当中，小桂还算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尽管有些伤心，但事已至此，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我本来就不该在前途未卜时谈什么“恋爱”！我客客气气地给小桂回了一封信，感谢她曾经给我的关爱与友情，特别感谢她对我母亲住院期间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算是把我们俩的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之后不到半年，我也（做为一种私下的、暗地里的“交换”）终于被招工回城了，到钢厂当了一名最苦力、最底层的装卸工。回城之后，我和小桂都曾经试图修补我们曾经的“恋爱”关系，但最终未能成功，破镜难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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