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西北地区爆发了张少帅和“匪军”结成了同盟的消息(西安事变吧）。就在1936年6月的时候，外界还对这个发展一无所知啊。
我到达西安府以前，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北平用隐形墨水为我写介绍信给毛泽东，但我们从未见过面。由第三人——一位老朋友交给我的。他们让我到西安的一家旅馆找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位姓王的先生上门联系我，然后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苏区。
果然，在西安旅馆住了几天，像富商模样的王先生就来了。每天我都和他聊上四五个小时。他在基督徒中颇有声望，还曾独立办过教堂，共产党方面称他为王牧师。王牧师也是青帮成员，从蒋介石到青帮头目杜月笙，他没有不认识的。他曾在国民党当过大官。
王牧师放弃了教职和官职后，转而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努力争取各类文物官员的理解和支持，王牧师则充当他们之间秘密的非正式的大使。
张少帅从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手中继承了官职，南京国民政府表示认可，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出兵东北，张少帅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医治伤寒。他依靠南京，依靠和他结为盟友的大哥蒋介石，但蒋介石缺乏足够的力量打击日本和共产党。又极力主张依靠国际联盟，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结果丢失了故土。南京方面的宣传显示，这个不抵抗政策是张少帅的主意。这一牺牲，使得蒋介石得以在南京继续维系它风雨飘摇的政权。
东北军就转移到中国内陆。日本侵略热河，南京方面仍没有向他伸出援手，蒋介石为了避免对日战争，默许热河落入日本之手。因为必须有人引咎辞职以安抚民众，张学良代人受过，驯顺地当了替罪羊。张少帅以“进行考察”之名到欧洲去了一年。
在欧洲，他第一次戒掉了毒瘾，恢复了健康。几年前，和许多中国将领一样，他在作战间隙染上了鸦片瘾。现在，又沉溺于吗啡之中。
1929年我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军阀。他精神不错，身材瘦削，脸色憔悴发黄，但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公开反对日本。几年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每天用药要花费200元。这种药是特制的吗啡。
1934年张少帅返回中国，体重增加了，身体结实了，脸上有了血色，看起来年轻十岁，人们又找回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的领导者的影子，仍然拥戴他。
张学良养成了新的生活习惯，6点起床，努力锻炼，操练读书，粗茶淡饭，直接听取普通军官的意见。东北军14万人，开始呈现崭新的面貌。
同时张学良还对蒋介石没有失去信心。他对大哥的忠心从未动摇过，曾三次将大哥的政权从垮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他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收复东北，未经抵抗，绝不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1935年日本加速侵略步伐，南京方面部分默许，这使少帅部下的官兵极度不满。
在南方与红军进行几个月的作战之后，张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正在打的“共匪”是有能力出众、舍身为国、一心抗日的指挥员领导的；“剿共”可能还要很多年；如果继续进行反共作战，就不可能抗日；而这个过程中，东北军却会损兵折将。
作战中被俘的东北军士兵投奔红军，当了俘虏，接受了抗日教育，他们被释放回西安后，带回苏区精神面貌的叙述，还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诚意。
在中国其他地方，宣传抗日遭受南京政府特务的抓捕，但在陕西，却受到保护。张学良将共产党视为天然盟友。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位穿着东北军军官衣服的青年，带我去西安城外的汉朝古城游览。这个青年叫邓发，是红军情报机关的头号人物，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他的脑袋。他对自愿前往“匪区”的我，愿意尽其可能的配合我。
这样一个中国人，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赤匪”!
我问他，你不怕掉脑袋。他说，不比张学良更可怕，我就和他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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