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曾国藩又得回家丁忧守制。但因为战事吃紧，咸丰希望曾国藩不要回去。
曾国藩因为长期受到官场排挤，加上手里什么实权都没有，很多事情都做不成，于是他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天京内讧，杀得一塌糊涂，杨秀清、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太平天国眼瞅着就不行了。
咸丰本来就看曾国藩不顺眼，现在又是形式一片大好，而且办团练的又不是只有你曾国藩一家。于是，咸丰就说，你回家吧，于是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
曾国藩一看傻眼了，只好回家了。
此时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也就是说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
回到家的曾国藩，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先是骂官场，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出气，一年间弟弟们全被他骂走了，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但毕竟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人，而且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强，没过多久，他渐渐的平复下来。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过。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曾经那样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的话，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像针尖如锥如芒。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曾国藩后来把他在家的这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此时的曾国藩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所以，这次回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藩是幸运的，他从一个纷乱复杂的官场回归到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洞穴空间。
要获得真切的认知，就需要找到一种屏蔽现象和噪音的独立空间，否则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噪音所绑架和裹挟，被混淆视听，最后，整个思维都会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能通过对世界进行垂直纵深式的思考，发现具有统摄性的规律、方法、原则、算法——这个空间就是“洞穴空间”。
我们面对的世界至少是两重的世界，一重是“表征”的世界，也就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世界；另一重是我们感知不到，但可以用理性去接触的世界，而且那重世界是更本质的世界。
如果你滞留在一个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里，接触的材料再多、看到的现象再多，对于增进认知也是没有作用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皇帝又要他出山。为啥呢？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又开始节节败退。咸丰皇帝说，得了吧，你还来吧。
命令发出后，咸丰皇帝还担心曾国藩心里生气，赌气不出。
原来当初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也对咸丰充满愤怒。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
曾国藩却说，我不是打仗这块料，督抚大权我也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跟你说，我就通过当地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那意思咱俩别往来，皇帝拜拜。
现在他不，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刚下，他刚接到诏书，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动不动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王八蛋逃跑。
现在他不是，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你看，这身板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到了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这牵扯到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你这辈子才当县令呢。你别以为县大老爷多威风，那是跟老百姓，在官场里面，你那是最小的，老挨欺负。
那什么叫县令附郭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县治是在省城，那你就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呢。
你想，省城的县令，过往的任何大员，包括督抚的什么亲戚、姑舅，谁来办接待？就是你长沙县令办接待，你走来走去的各种各样的人，你都得伺候到了。你手里也只能刮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你都得给花出去。
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比如说整个湖广巡抚，那它的首县就是武昌县令，那对不起，这都是那些八面玲珑，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就是连这么一个官场上可怜虫，见谁都磕头的这么一位，曾国藩也礼贤下士，跑到衙门去说，你教育教育我。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什么程度。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之前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
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你去救下武汉之类的，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皇帝就跟求他似的。
他其中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说我与其将来冒欺君之罪，还不如现在去承担畏葸不前之罪。就是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还不如现在你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吧。你看，他就跟皇帝就这么交往。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
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去出兵四川，说四川那儿有事，你带队上那儿。其实也是瞎指挥了，曾国藩是明知道不妥，而且他知道，我一湖南人，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叫客兵，寄居人家的省份，又让别人给我拨粮饷，我这个罪是没法遭的。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打转，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一会儿就打下来了，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就把这个当地的太平天国给它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也没事了，那行了，你别去了。
你看，君臣之间的这个交流，就变得更加地柔软，而不像原来那样的刚性。
第三，他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变了。
之前曾国藩天天是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而对部下的保举是很谨慎的。
这里又要交代一个背景。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
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之前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
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认识到，哪有那么多忠君爱国之士，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大力保举，可以说几乎到了滥保的程度。
第四，曾国藩也不再像从前那么严守军纪了。
过去曾国藩带兵，是非常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那一套，对老百姓要做到不扰民。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说军队抢，抢就抢吧，只要不太破底线。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些疑惑了？曾国藩的故事，难道就是一个人堕落的故事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一个有理想的人，变得没理想的人，一个圣贤变成一个市侩的故事吗？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呢？不是说当官要读曾国藩吗？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在儒家思想里，整个世界的人格就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
君子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他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而且要求自己周边的所有的人。
海瑞就是一个典型，我清廉，我一介不取，我穷，没关系，我在衙门后院，我自己种菜吃。海瑞当时要买一斤肉，那是全城轰动的社会新闻。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看。
所以，圣贤和君子当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是光芒万丈，所有周边的普通人、俗人，在这样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会离你远远的。
所以海瑞最后他复出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那儿，其实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
而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那就是内圣外王。就是我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让我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登顶是要向外去能做一番事业。
做事，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你就不仅要自己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成这一番事。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那个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的儒家更高的一种人生境界。
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那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放能成其大。一切可能的资源，我都不会拒绝它，只要我在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