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诸事纷然，靡启悱怀。借着前两天读的东西还在脑子里未曾消散，随便写写画画，唯可排遣，冀以稍安。
这本书不是一本罗列史实和考据的学究历史书，更多是一种带着朝圣和时代豪情的意气之作，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人读来更有感怀。作者满怀着对那个时代绽放光辉的英杰们的歆慕之情，何尝不是在以之激励着自己和同时代的人奋发进取呢。历史学研究有不同的类型，述而作，述而不作，各有各的目的和观点，同样的历史和任务在不同人的笔下有着截然不同的面目和观感，想要传递的东西也不尽相同。近十年的史学研究和各种衍生的通俗读物有一个趋势或是流派，那就是以真实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名或翻案，或污化，或让人觉得原来那些曾经光辉伟岸的形象不过如此而已，同样充满着人性的阴暗，甚至让普通人都能达到“呵，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精神高潮。这样的历史读物和论调充斥着网络空间和书店的畅销书榜，也不乏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结集，真是洪钟毁弃，瓦釜雷鸣。当他们的书中宣称以前你们读的历史都是任人粉饰而他们才是告诉你真相的人的时候，真正卑鄙和粉饰的也许是他们自己的哗众取宠，毫无社会责任感，没有理想，路边一本盗版的厚黑学是他们内心最宝贵的财富。除了让人觉得所有人都是卑鄙的，可以给自己人性中的惰性和恶行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还有些什么意义呢？并不是缺少中正严肃的史学著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好的东西之所以珍贵，是因为稀少，人的品质是如此，拥有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的人总是少数，人的接受能力也是如此，一片布被墨水污染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洗净很难，本来即是如此，理之所在。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转换，人间无圣，但我们也不能就眼睛一直冲着下三路看。当然历史学的研究一直在进步，近二十年因为指导思想的开放和国内外学术的交流，研究历史的格调和工具也在不断拓展着，社会学、经济学、组织学的一些成果不断运用到史学研究里，也真的让人启发不少。其中有一种倾向是运用理论对历史发生的必然性进行研究，企图用一定之规给历史的发展套上轨道，而忽略了偶然性的因素，特别是人的个人选择，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历史变冷了，但是其实我们不应该忘记还有人的血是热的。有一个事实常常在头脑中的时候比较清晰，但是张口或者动手的时候却总被遗忘，那就是先有事实而后才有理论，就如先有惯常而后才有法律，这种先后的次序总是容易颠倒而且被认为理所当然，正如测到了电子就理所当然认为电子本来就在那里，往往大错特错。股票市场的理论都是基于对历史数据的验证，而不是波动之所以出现的原始驱动，因此没人能够精准预测未来的波动。当然各种研究理论能够让我们在了解历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或是说对未来有更多的工具进行把握，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人自身而言，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以先贤来激励自己，也许是我们能得到的更宝贵的财富。作者在开篇的时候将三国的群英与日本历史上和明治维新后的杰出人物进行类比，感慨日本尚没有出现诸葛亮周瑜一流的人物，当他为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万古青天的人物感到心悦诚服的时候，何尝不是怀着对自己的激励和对日本的未来的期待呢？给人一种真实的向上和奋发的情绪。也许我们是厌倦了当代对伟人的塑造和令人作呕的文宣，我们在用我们有选择性的犬儒的方式抵抗着铺天盖地的舆论引导和公关力量，但是把所有的历史染黑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慕古之高义，敬天敬地敬先祖，是对自己的引导和自我存在的肯定，取的是理想、风采和品格。读史各有取舍，有人为之奋发，有人只关心窃邻偷嫂，最期待从口中说出的是“看，那个人也是卑鄙的。”。叶子农说“这个世界真是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其实以前读汉季相关史籍的时候总是会浮起一个疑问，就是刘备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但是同代的人又都对他评价非常高，曹公视之为俦，陈登这么高傲豪气的人膺服其雄才大略，孙权周瑜对他极为忌惮。与刘备相关的史料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少，我们能得到的更多的是从散落在不同史籍里的名士品评和有限的历史事件记录，相当有限，一方面是由于刘备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处于中央的政治圈子的，跟袁绍曹操这种公子哥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半生流离久寄人下，等终于有一方基业的时候又中道崩殂戛然而止，甚为遗憾。刘备是一个需要细细品读的任务，而越是深入了解越能感觉到这个人物带给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浑厚的力量感。荀彧在袁曹交战前为曹操坚定信心时总结曹公有四胜：明达不拘为才所宜，此度胜，能断大事，应变无方，以谋胜，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以武胜，至仁待人，推诚信不为虚美，行己谨俭，与有功者无所吝惜，士咸为之用，以德胜。内藤认为曹操对于部下的谋划之功不会据为己有，当部下为人杰的时候能宽容以待。而这些特点能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起码从当今中国的人物看来似乎还没有人完全做到。我们从这几点来对比曹公和玄德公的话会发现，明达不拘人尽其才刘备有之，能断大事有大略刘备有之，将士用命刘备有之，士庶归心刘备也有之，唯一欠缺的似乎就是谋略随机应变。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刘备真的缺乏机变，而是刘备本身的理想主义人格导致的，所以他在可以袭取荆州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可以伏杀刘璋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做，在曹公兼程倍道轻骑奔袭他的时候他冒着巨大的风险没有把一路相随的士民抛弃保军逃命，他的性格让他在面临这些机变时刻的时候做出了取舍，他选择了用拙，然而边见有二，事有阴阳，正是他的拙让他在每每事不济的时候做到了没有杀死他的只会让他更强大。他没有抛弃一起奔亡的士庶，这使他在摆脱了追击之后有了翻盘的资本，他没有袭取荆州才使得曹公大意之下被孙刘联盟打得措手不及。假如他袭取了荆州，以曹公对他的重视，大军严兵而来，荆州内部分裂没有时间整合，也许会一败涂地再无翻盘机会更没有以后的孙刘联盟。每个决定都有两面性，如果刘备不是一个由巨大的理想主义人格魅力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在天时地利重寡方面都不利的另一个曹公而已，怎么能与之相抗呢？曹公正是看到了刘备所具有的力量所以才对他如此忌惮，而且刘备还有曹公没有的大义优势，在所有人的眼里他简直如另一个光武帝，天下英豪对刘是归心，对曹公则是颇有些择木而栖，所以只能在他起而未起的时候不断打击他使其不能成势。世人现在流行一个观点，总是抓住刘备摔后主收赵云之心的事上做文章，说他很虚伪，用术，那么我想问，如果他真的把自己大将舍死救出来的自己的亲儿子当场摔死，那他是什么？
书里有几个地方稍微有点瑕疵，瑕不掩瑜。一个是李应，应该为李膺，做过司隶校尉，为一时名士中陈蕃之下第一的人物，得他品评时人目为跃龙门，孔融见他的时候还是小孩子，这里可能是电子书的问题出现舛误，作者应该绝不会出这种错误。另一个是作者说宦官为祸之烈无过于桓灵和唐明皇时期，这里似乎有一些问题。桓灵时期乌烟瘴气是毫无疑问的，所谓五侯十常侍，风云聚西园，“女揭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兴废立，矫诏，诛杀外戚、名臣，家常便饭，所以党锢之后东汉有“佞焰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的末世景象。但是唐朝宦官为祸似乎不应该由唐玄宗算起。一般来讲，宦官为祸的时候都是皇权控制力大大降低的时候发生的，当然这里可能有跟我不同的观点。通常认为宦官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宦官擅权一般都是从皇权跟官僚系统（我们暂时称臣权）失衡的角度来论述。然而其实我们注意到之所以皇权需要宦官来延伸实在是因为种种原因皇权失去了通过跟臣权结合对王朝进行掌控的合理机制，或者说皇权无法通过臣权来进行延伸保持控制力了，如果像宋朝那样皇权臣权结合紧密，臣权都已经延伸到皇宫里管着官宦了哪里还有宦官专权的空间呢。以唐朝的情况来讲，宦官一跃成虎似乎应算在肃宗头上，在此之前并没有成系统的上台面的官宦集团，即便是高力士。肃宗当太子当了很多年，玄宗一直有废立之心，先后还有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相拿捏，所以肃宗在东宫的时候可谓极其低调，时而“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时而“兢兢战战，汗不敢出”。他能依靠的人和力量非常有限。他不能想初唐的那些亲王太子一样结交功臣大将收为己用，更不可能像他父亲唐玄宗年轻的时候一样英气飞扬深得众心，所以他没有臣权的班底基础，只能依靠身边的人，而且在长久的危局下这些人跟他的可谓是患难与共有功劳有苦劳。肃宗继位之后面临着极其复杂和尴尬的局面，新皇搜兵灵武，老皇上在成都还有套班子，外面有叛乱的藩镇和拥兵各有打算的实力派，还有老皇帝让位之前布置的有能力号令一方的几位亲王，他的意志和权力根本没有坚实的臣权基础去实施，皇权的控制力已经弱化到了一定程度，所用如房琯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失望又伤心，那么他只能让既信任又有功的宦官去代替他控制力量。如此一来，这种纷乱的形势在继续着，宦官的势力逐渐已经坐大，自成一个集团，替代了皇权和臣权的部分功能变成了王朝权力结构的重要一部分，基本不可能被消除了。明朝的情况跟唐朝是不一样的，明朝的宦官看似权利很大，内阁首辅见司礼监秉笔都要先施礼，但是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行政权，宦官基本都没有拥立之功，比唐朝和汉代的前辈们差远了，论出路和能力比起宋代的各种立军功的大貂珰秦翰李宪那也不是一个层次。
吃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