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大创造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人几乎同时出现,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
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
“轴心时代”的思考,是多种文明的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多年前我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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