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坐过的木藤躺椅遗忘在角落，有个靠把朽了，灰尘把它吞没。我伸手摸了一下，仿佛能听见奶奶在唤我：
“小洋，小洋。”，或许她只是在唤我的堂姐李雪扬。
堂姐嫁到了大城市里，很久才回来一趟，回来时候总是满面红光，大包小包堆满她的豪车，奶奶的衣柜里藏满了她送的礼物。奶奶每次见到堂姐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整个人似乎年轻了几十岁。堂姐不知何时学会了浓妆艳抹，衣着鲜艳华丽，再不是从前那个一脸黑灰躲在稻草堆里上窜下跳的堂姐。
而我给奶奶的印象永远是调皮捣蛋有点忌讳的疯孩子，除了麻烦，什么都没给她。
堂姐比我大，也不知大多少，我没去问。只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她的名字就离开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户口本。
我对她的印象大多来自她出嫁后回家时的满脸骄傲和句句漂亮的客套话，当然还有母亲那里。
很多年前的夏天，那时的我还不太会走路，父亲在田埂上务农，母亲在客厅的缝纫机上缝补弥补，把我交给了伯母。我趴在堂姐旁边看她在家门口欢快地踢毽子，她整个人看上去身轻如燕，一下两下三下，可以保持很多下不落地，我意识到她的厉害，崇拜地盯着她看。她从不主动与我搭话，即便是踢毽子，也始终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
伯母切了个西瓜，摆摆手招呼我去吃。那是我家田地里种的，每到收获的季节，慷慨的父亲会送给他们一大堆。堂姐听到她母亲的叫唤，轻而易举踏上她们家高高的阶梯，一步便越过三阶进了家门。她纤弱的身躯抱着半个西瓜堵在门口，一边用勺子挖，一边做出个给我吃的手势，却又很快缩了回去。
年幼的我经不起西瓜的诱惑，即便家里墙角堆成了山，也要冲过去过过嘴瘾。我步履蹒跚地走过去，卖力地爬上第一级台阶，很快到了第二级，终于到了第三级，重心不稳，整个身体栽了下去。脸部着地，我第一次尝到了血的味道，说不清，瞬间的疼痛牵动了我的泪腺，我躺在地上哇哇大哭，满脸是血。
我清楚地听到伯母在堂姐身后捧腹大笑，我第一次觉得堂姐的家里那么阴森可怖，他们家的长廊那么遥远，好像在天上，遥不可及。堂姐抱着西瓜回头走进家里关上门，一句话也没说，或许说了，我没听清。
孙华匆匆忙忙跑过来，抱起我去喊母亲，并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母亲猛地放下手中的活，接过孙华手中的我，我的意识模糊不清，能感觉到滚烫的东西落在我的脸颊上，好像是水。她惊慌失措地带我去了村里的小诊所。
孙华后来也告诉我，那天回到家我的母亲指着伯母家的门破口大骂，骂尽了母亲全身力气和所有污言秽语。伯母也不甘示弱，冲出来拿起钉耙和母亲对峙。伯父在一旁一直看着没有插手，他坐在板凳上直叹气。父亲李庆回到家知晓一切，抄起板凳就要砸向伯母，村里人拦着，伯父也拦着，父亲红着眼，不依不挠。
后来是爷爷出面才解决，爷爷佝偻着背，曾经身居高位的他依旧是一副官腔，三言两语便让父亲知道家里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父亲和伯父两兄弟始终活在爷爷的威慑之下。不曾反抗，也不敢反抗。
堂姐三四岁的时候，母亲经常让她坐在自己肩头，带她在村里转来转去，走到小卖部母亲总给堂姐手里塞满零食，堂姐的双脚也总兴奋地晃来晃去。母亲很喜欢孩子，没生下我之前，所有好吃的都给了堂姐，还有所有的爱。
伯母给我的只有血淋淋的回忆。我忘了很多事，却清楚记得自己摔跤时候，她说的话。
“我们进去，别管他。”
后来母亲回忆这些的时候总是满脸怨恨，看到堂姐再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父亲和我看到堂姐还是亲切地对她打招呼，她也不吝啬自己的微笑，即便她心底千般万般不愿。爷爷多次跟他最爱的孙女强调她和我是多么的血浓于水，该是多么的感情深厚。爷爷肯定以为他对于两个儿子的威慑作用遗传给了我和堂姐，至少看起来是那样。
自从那次大吵之后，伯母和母亲一直都有摩擦。
母亲始终跳脱不开爷爷奶奶给牢牢焊上的外地人标签。母亲的家在几千公里外的山区，还是少数民族。我从没见过外公外婆，母亲也没回去过。每次受委屈，她就躲在厨房间的柴火堆里哭泣，整个人蜷在里面。伯母得益于城里人的身份始终耀武扬威，凡事都压母亲一头。
奶奶也是外地远嫁来的，她从来没正眼瞧过母亲。或许她把曾经因为这个标签受到的苦楚强加给了母亲。
后来奶奶摇着蒲扇在那个夏夜离开了，就坐在那把木藤躺椅上，安详且平静，灰烬把她吞没。她的新家在木雕的盒子里，油光锃亮地安放在父母后来维持生计的鱼塘旁的田埂上。那里是一片坟场，很多人都在那里沉睡。
那年年底伯父也走了，埋在了他母亲身旁。年幼的我并不懂得死亡代表了什么，只是我们聚集在火葬场的时候，伯母和堂姐蹲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我也便跟着哭，尽管我的悲伤不明所以。
我拉回自己的回忆，想了想，如今在这里的亲人只剩二爷爷了，那个没见过几面，永远是在田埂上埋头苦干的二爷爷。他从没爬上过麻将桌，不烟不酒。他就像很多文人笔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他的相貌没那么出众，伯母甚至在暗地里说他丑陋。听说二奶奶是他在云南那边买过来的，花了不少钱，二奶奶没给他生一儿半女的，待了一年就跑了。
我想他会帮我的，帮我完成最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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