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写书？为何有鸣道的想法？为何开始捕捉种种迹象？为何还一直在挣扎？
先从书名说起，我有种对四字词语由衷的喜悦感召。汉字博大精深，从四字词语中可以衬托出一个如完美玉壁一样的面式的美感。四字词语常常是由两个词项组成，如题目——重新、对立，是两个项，而项内也有两个字项，如重、新，对、立。
我喜欢这样的构词结构，像是充分展现二元思想的现象缩影。重，重头，意味着似乎有个鲜明的旧往入了尘封；新，新伊，也意味着分明不同以往，焕然而生；对，对相，颇具区别之格；立，立存，宛然一如抗衡与存在的道理。
重新和对立，是两个整体，一个是时间上破立，一个是空间上破立。而重和新，又是两个整体，一个是破一个是立，对和立亦如此。
如此奇妙生趣，其实也不过得来于能够朗朗上口的押韵之感，是当初靠嚼音玩味，生造出来的。后来随着解释得越深刻，便觉得越是有意义。也就是，意义的深刻性并非与生俱来，持续地灌溉才是某个意义成为伟大的动能，而这个动能可能只是由一个并不那么有意义的举动引发的。
二元并非真理，实际上它是动能、是驱动力，但非始永之源。真理，转述为不同他者心中的那些个高度，即是神、道、佛、上帝、上苍等那等绝对的高度，造物而为主，他才是那个始永之源。二元不是。
但二元是意义的源头，我们言及二元是有意义的，且可能是意义的最深刻之层面。真理、造物主、道或神等，那等非凡的层面，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薛定谔的猫，是生是死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而它不在我们观察之中，生与死纠缠成谜，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回到我想写的这本书的题目上，《重新对立》是致敬二元的一种形意的表达，但一定会避开对真理的探索。用到真理、造物主、道或神等一律词干，所指者必然不是你我共熟的概念，而应当是你我皆不可熟、不可知的范畴，言语的空洞落差恐怕难及万一。简单的说，真理一定不可名状、无法思会，当你爬到珠穆朗玛峰之前，会对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感觉无尽畅想，然而登顶之后，你可能什么都感受不到，因为天际之上的世界无法攀登。
二元是什么，有必要写么？
我在鸣道，讲述自己爬山的经过，以及途中不断澄清的幻想，比如人生的意义，我想顿悟它的冲动力很强，但是爬山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本糊涂账，几无价值可循。鸣道是在爬山，与山顶无关，与挂碍无尤，与成长没有必然联系。我是在以爬天在感召自己爬山而已。
再过去的历史烟影中，爬山的形象很多。那是先贤，也算烈士。爬的山也很多，那些是山，也不是山。
二元在过去有很多个形象和代表。在西方，因果思想曾经占据了极为漫长的山河岁月，甚至被证立为时间的同体。在东方，阴阳思想统御十方，阴阳生具变化的过程也是对时间的思考。几率思想在西方和东方也折射出不同的解读，西方发展为概率的二元体系，用以研究和解释客体，东方发展为虚实的二元体系，用以描述混沌的气机。康德提炼二律背反性，即矛盾思想，曾用矛盾去击破过一些关于因果与时间联系的假象，进一步发展了二元体系。相对论的出现，令二元体系又有了新的形象。后来的量子理论，近乎于在二元的高峰与天际之间构设了天梯。
因果、阴阳、概率、矛盾、相对论、量子，这些二元的形象与代表，就像爬天人的接力棒，虽然到底来还是在爬山。
现在，可能已到了认识爬山与爬天的区别的时刻了。介绍理想，介绍现实，斯而鸣道。
爬山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人能做到的言行。清学哲学之初，是为了立自己的根本，接纳现实种种，并为宇宙至理徜徉。意识到至高无上的道，并不能被观察，犹如爬天一般，不属于人迹，曾经无端烦恼良久。
不可求为何要求呢？
这求的本能驱动是什么，一个人要爬山和一个人要爬天，同样向上，却大为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非人。
而我是人，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站在山顶可以看尽人间风景，偶尔也会瞻仰天。如果求天上之道，我会在不该处妄然跳跃，会失足。
二元是客观世界的山顶，也可能是人间至道，不在其之上妄跃，便能上山下山玩耍。天下之景万千瑰丽，皆为道在用二元载喻。
二元可预言世间一切，为风景的最高处。我要捕捉种种迹象，来寻攀峰之路，是为景往。
然而，从真正开始谋划写书时起，心中多有不平静发生，也有如同长视久仰般的漠视感，鸣道之行恐就化为一种刻舟求剑的标记行为。怕自己终将忍不住虚妄一跃，也怕成为奋尽一生也成空的墓志铭。
写这本书，怕推自己太狠，也怕提前掏空……
——2018年4月11日午时，上海
PS：崇敬经典和名家是我的本分，然而人、言、感、形乃至一切都是孤独之形，写文章不爱引经据典，即使引了也未必走墨相告，恕我无知无畏。因为觉得，同样的情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孤立的两个道德载体，每个人的语言都既苍茫又萎缩，不尽然是他人转身留下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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