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随着家里最小的妹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曾经规划的"五子登科"的宏伟蓝图,经过我们兄弟姊妹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划上了圆满句号。
妹妹本来是学校保送上本省最有名的兰州大学的,但她执意要往外省考。这一来,母亲就犯愁了:该如何送妹妹去上学呢?一则妹妹从小娇生惯养,没独自出过远门;二则全家人都在上班,实在请不出哪怕三四天的短假,况且那个年代,远不像现在这样全家动员、大张旗鼓地送孩子入学。
好在妹妹的一位男同学跟妹妹考到同一所院校,如果一路同行,也许还能有个照应,母亲这才放心些。
启程那天,父母和我去送妹妹,在火车站也见到了她的同学杨伟和杨伟的父母。
拥挤纷乱的车厢里,我替两个学生安置行李,母亲则一直在一旁叮嘱妹妹,也叮嘱杨伟,广播里已提示"上车送行的亲友请尽快离开车厢"了,母亲拉着妹妹的手依然难以松开。
被劝离车厢后,母亲又扒在车窗下给妹妹交代事项,那些话,我都早已烂熟了,颠过来倒过去无非是些磨盘话:"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睡觉","不要省钱","多给家里写信"……
而对杨伟,又换了另一副腔调:"杨伟,你是男子汉,照顾女同学你责无旁贷噢!""杨伟,你跟她同窗共读这么多年,关键时刻就看你的本事了!""杨伟,同学友谊地久天长,你要好好珍惜哦!""夜里睡觉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她睡你可不能睡哦,记住阿姨的话啊!杨伟。"
可怜的杨伟,一个腼腼腆腆、懵懵懂懂的大男孩,被女同学的母亲呼来唤去,除了"嗯嗯…哦哦…好好…"地答应之外,再说不出什么。更可笑的,"杨伟"这个名字,跟"杜子腾""赖跃进"之类一样,属于可写好认易记不宜叫的名字。母亲一遍一遍地叫着"杨伟",惹得其他乘客不停发笑。
母亲有着四川妇女独特的精明与强势,对自家人说家乡话,对外人用川味普通话,而且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直到火车快开了,杨伟那老实的父母都没得到单独嘱咐儿子几句话的机会。
我有些不忍,对母亲说:"妈,够了,妹妹已经是大姑娘了,能照顾好自己。"谁知母亲竟冲我咆哮:"走开!你知道啥?你以为你妹妹像你一样从小天南地北乱跑,跑成了一条游狗!她啥时候离开过我?"
我难堪地退到旁边的水泥柱下抽烟。
这时,我看到母亲的侧影:双手死死扣住车窗,头昂着,头发纷乱,脖子上原本松弛的皮紧绷着,眼角流着泪水,嘴角泛着白沫,踮着脚,夏日的燥热还未退去,母亲汗湿的米色衬衫溻在背上。整个神情,既像渴望呼吸外面自由空气的囚禁者,又像拼命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
"呜--",火车鸣笛放汽了,母亲的手还没松开,妹妹在车厢里也哭得稀里哗啦。巡道员举起小旗警告,我和父亲赶紧上前拽住母亲,母亲还是跟着启动的火车小跑了几步。
这一幕让我想起九年前母亲去四川接我来甘肃,在陕甘川交界处一个叫横现河的小站把我送上开往兰州的火车(她自己要回武都上班),也是在车厢里反复叮嘱我到省城后去哪里找父亲,又委托左邻右座,三说两不说的,火车就启动了,硬是把母亲拉到了下一站。
回来的电车上,母亲一直哽咽,头歪在父亲肩头,父亲安慰:"不要紧,娃娃长大总要离开爹娘。再说她过年就回来了。"
一周后,家里收到妹妹的来信,说下火车时,发现所携行李一件不剩,啥时被人顺手牵羊的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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