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的瞎指挥。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决不轻易出兵。
然而,咸丰皇帝却不这样想。
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立一个大团”,办一个大的团练,咸丰皇帝不置可否地默许了,在他看来,“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么办都可以”。湘军的创立,在咸丰的政治视野当中,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咸丰皇帝十分着急,这个时候,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兵可用了,才想起了曾国藩,虽然他对书生练兵的曾国藩不报多大希望,但是起码这支军队可以拿来救救急吧。于是,他命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这下可犯难了,湘军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技能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如果与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不从,只好以“拖”字来解决。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就马上出发。
“拖”字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曾国藩才放下心来。
然而,太平军转赴安徽,进攻庐州,兵势凶猛,安徽不支,皇帝再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
这次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按理说湘军训练已经比上次充分,应该动身了,因为除了皇帝的严旨不说,安徽巡抚江忠源也是曾国藩的好朋友,私交很深。
更何况,曾国藩的好朋友、儿女亲家陈源兖也在江忠源军中,有了这样的渊源,按理,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出兵。
然而,曾国藩再次抗命,拒不赴援,回复皇帝说,还需要准备一段时间,现在草草出兵,很可能有去无回。现在他正采购洋炮,训练军队,岂能因皇帝的严旨功亏一篑。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万分紧急,江忠源亲自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支援,咸丰皇帝也再次下令。
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不愿出兵。这下咸丰皇帝终于火了,他在给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写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的书生。
曾国藩奉到如此严苛之旨,毫不害怕,回奏咸丰:确实没有准备好,草率出兵,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现在受你“畏缩不前”之罪,千言万语,就是现在不能出兵,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咸丰皇帝知道曾国藩脾气,只好作罢了。
曾国藩据不出兵,不光让江忠源等朋友失望,也令湖南省官绅对他有意见。社会上对他议论四起,他只是付之一笑。曾国藩几次抗旨,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咸丰头脑中的“刺头”印象,自从登基以来,还没人如此坚决地拒绝他的命令,他对曾国藩的反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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