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老师拍摄
文/东军
“爸爸，你说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女儿突然向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一愣，竟然没有立刻回答上来。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会儿，反问。
“我们今天上历史课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洋务运动和《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太可恶了，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他是个卖国贼！”初中生的眼中闪着义愤填膺的目光。
“不过老师又说了，李鸿章发起了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作出了贡献。所以我就有点糊涂了，他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女儿的眼中挂满了疑惑。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笑了。我突然想起在我小时候那个黑白分明、非黑即白的年代，这也是孩子们常常爱问的一个问题，而那时候，好坏的角色好像比现在容易判断多了，尤其是影视剧里，好坏角色总是那样分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好人总是好得一塌糊涂，坏人总是坏得无恶不做。
然而，现实真得是这样吗？就凭我个人四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判断，就概率而言，好到极致和坏到极致的人，我觉得在现实中都是极少数，更多的是那些称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甚至时好时坏的人。因为人性是复杂的，特别容易受到利益和周围环境和他人影响。好和坏，既与自身修为有关，也与环境和所处的角色位置有关，更与看问题的角度有关。
但是这些道理，我现在还没办法给女儿讲明白，想了想我对她说，我给你讲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你看对你想找的答案有没有帮助。女儿点头说好。
下面是我对女儿讲的故事。
从小我就是一个正气凛然的人。这可能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也可能和我的天生性格有关。我嫉恶如仇，对一切恶的东西非常敏感，我讨厌一切不公平的事情，甚至到现在，依然。所以，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
小学五年级时，我担任班干部，有同学向我举报班里有小偷，班里好多同学都丢了东西，都是些铅笔、尺子、笔记本之类的学习用品。我很生气，正义感和责任感爆棚，发誓要揪出这个人，让他（她）受到应有的惩罚，还大家一个公道。经过我认真暗查，所有的线索和嫌疑最后都指向一个人：霞。
于是，在一个夕阳斜照的下午，在办公楼旁边的操场一角，我用因激动和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和大义凛然的表情，向班主任陈老师汇报了我的调查结果。我满以为他会主持正义，狠狠地惩罚霞一顿。然而，他并没有。他甚至听完并表扬了我的举报后，郑重而小心翼翼地叮嘱我说这事由他来处理，让我不要对任何人声张。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却瞬间对他失望了，对成年人的世界失望。从那以后，我没说，班主任也没公开说，那件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过去了。唯一的变化是，班里从此再未听说过有谁丢过东西，而那个叫霞的同学，每次见了我，总是目光躲闪，一副怯生生惧我的样子。而我，仰着头，从此未再正看过她一眼，和她说过一句话，包括后来一起上了初中。在那个黑白清楚、爱憎分明的少年心里：我是好人，她是坏人。好人和坏人不相往来。
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很多年。直到初中毕业十八年后，我参加一次初中同学大聚会，霞没来。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但后来听来几个参加过聚会的同学说，霞去世了。我很震惊。细问，才知道，霞因为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初中毕业后念了职高，后来毕业回村务农，嫁给了邻村一个农民，结婚生子后，日子过得比较辛苦。有一年她得了急病，为了省钱不舍得上医院，自己在家里打青霉素，结果过敏性休克，最终没抢救过来。听了这消息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长着圆圆脸庞、扎着马尾辫、长得还算漂亮的小女孩形象，她怯生生地看着我，目光中含着某种幽怨。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深深的愧疚：如果当初我不去揭发她，如果后来跟我做同学那几年，我不是一直以傲慢、鄙夷的姿态对待她，她如果不是因此一直胆小自卑，她的学习成绩会不会又是另一个样子？而她的命运又会不会因此改变，以至于避免那一场死亡的悲剧？若真是如此，当初那一个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少年，岂不是一个间接的凶手？岂不是一个坏人？！而真正的好人恰恰是那个让我曾经失望、失去尊敬的班主任陈老师。
讲完这个故事，我问女儿，你觉得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女儿想了想，犹豫了半天，最后笑嘻嘻地对我说：“你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好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坏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凶的爸爸。”说完，女儿哈哈笑着跑开了。
女儿走了，但我的思绪却回不来了，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些往事，关于带兵的故事。
1997年夏天上军校期间，我去了陕西临潼某高炮旅实习，被分在一个高炮连指挥排代理排长。那时，部队打兵风气犹存，干部打战士、老兵打新兵的现象仍时常可见。有一次连队组织内务卫生评比，我们指挥排的无线班在全连排名倒数第一。班长是个三年兵，瘦瘦的，很精干。倒数第一的排名让他很没面子，于是，他当着我的面把全班集合起来，开始惩罚起那几个惹祸丢分的新兵。只见他脖子上青筋暴露，愤怒地大声斥责着，那四五个新兵站成一排，低着头，浑身瑟瑟发抖。骂着骂着，他突然抡出手，一个巴掌连扇了四五个人，接看又一反手“叭叭叭”地扇了回来，完后又一脚一个轮着踹了一遍，有身体单薄、经不住踹的新兵直接被踹趴在地上。这种打法，把没当过战士、直接军校入伍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疼和懊恼无比，但碍于临时代理排长的身份，又不便于过度干涉和发作。惩罚行动结束后，我单独找那个班长委婉地劝导一番，班长对我心疼新兵的行为感到十分吃惊，记得他对我说过大概这样一段话：“排长，您太心软了，其实我们都是从那个阶段过经过的，我当新兵的时候也常常被班长和老兵打。慈长不兵，兵不打是不会成熟的。”不过，这个班长对我倒很恭敬，最后又对我说了句话：排长，您是个好人！”
后来，我又找机会单独同那四五个新兵谈了一次心，安慰了他们一番。那几个新兵对我的安慰受宠若惊，感动无比。一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班长和新兵都含着泪拉着我的手不放，都恳请我说：“陈排长，毕业以后到我们这儿当干部吧，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我听了很感动，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对我说，是因为通过这一个月的相处，在他们眼里，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等我带兵的时候，绝不动手打兵，因为只有坏人才会打人。
1999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离老家不远的一个滨海城市，在一个海防团先后当过排长、站长、干事、参谋、指导员，在带兵那些年，由于自己年轻气盛，加上有点才华和傲骨，面对一些不听话的战士，脾气不知不觉就大了起来，动手打过好几次战士。记得有一年训新兵，忘了什么原因，把几个犯了错误的战士集合在一起，狠狠训斥，训着训着我情绪就冲动起来，气愤之下，狠狠地打了他们，打得很凶，手都疼了好几天。说实话，我在部队带兵那些年，扪心自问，是一个好干部。我注重公平，注重教战士做人，讨厌歪风邪气，不唯上、不收礼，只是对战士们要求很严，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这么多年想起来，我都一直懊悔不已。当年实习的时候看见老兵打新兵，我心疼、我不齿，而等我自己有了一点小权力，到了有能力打人的位置后，我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那个当初让我不耻的那一类人，那一类凶狠的坏人。 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好和坏，受他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影响很大。权力真的是一种可怕、容易让人膨胀和迷失的东西。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面前，好人很容易变成一个坏人。也正是在这种反思和觉悟下，我后来进一步下定决心，激流勇退地选择了转业，去追求过一种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生活。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我转业到地方多年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当年在连队挨我揍最多的河南籍战士马XX的长途电话。这小子当年在连队是个出了名的屌兵（部队里对那些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兵的贬称），入伍前犯了点事，因为家里有点关系，找人送到部队来了。到了部队后，新兵连时因为吃不了苦逃跑，被抓了回来；下了连队，成天偷奸耍滑，逃避训练，经常挨班收拾。快退伍前，为逃避那一年的大比武训练，想方设法称病赖在部队医院不回，期间干了不少说不出口的坏事。退伍前，借着一次犯事，被我狠狠揍了一顿。就是这样一个人，回去后却大变样，完全是一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样子，工作发奋图强，生活踏实努力，如今早已娶了娇妻、生了若干子女，过上富足而惬意的小康生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是当初他们几个一起入伍的河南兵小聚之时。电话里，马XX激动地对我说想我了，邀请我有空去他们那儿玩，住他家的大房子。我带着歉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记恨我当年揍你吗？”“指导员，怎么会记恨呢，感激都来不及呢。正是那两年部队生活，才让我懂得了敬畏，懂得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电话里，马XX滔滔不绝动情地说。
我一时百感交集，拿着电话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看来，打人也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件好事。
所以，回到女儿开头问我的那个问题。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角度不同，结论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人无完人，只要有一颗以善良、同情为底色，会犯错误也会反思纠正的心，那他基本上算一个好人吧。
所以，我觉得，李鸿章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不敢妄下结论。我自己，应该还算是一个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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